您正在看的世界史论文是:略论六十年代中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牛军

　　60年代中期，美国对华政策开始酝酿重大的调整。这一时期中美两国的尖锐对抗和在越南战场进行的间接战争，无疑推迟了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进程，但同时也为美国政府根本改变其政策造成了必不可少的主客观条件。迄今为止，国内的有关研究主要着重于两个方面。一类研究着重于分析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舆论的变化，研究成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1]另一类研究则是勾勒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可能是因为受到论著体例和篇幅的限制，这类研究成果与前者相比，其论述可以说是比较粗略的。[2]本文的目的是在综合上述两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一些关键性问题做进一步地探讨，以期揭示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及其后来转变的必然性。

　　(一)肯尼迪上台前后有关对华政策的讨论。

　　从50年代末开始，美国社会中开始出现了一种要求改变美国僵硬的对华政策的动向。这是由两个因素引起的。其一是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给美国对话政策造成了冲击，它使美国朝野担心因台湾问题而导致美国与中国大陆的战争。[3]其二是美国政界一些人认为，有必要根据变化的世界形势，重新审议美国的外交政策。作为这种动向的比较典型的反映是1959年出台的《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仑公司研究报告》，后来被简称为《康仑报告》。

　　1958年春季，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该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William J. Fulbright)的主持下，就美国对东亚、南亚、非洲、欧洲以及拉丁美洲的政策，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目的是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一次系统的检查。5月间，参院外交委员会根据听证会的情况及其效果，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小组委员会，讨论全面研究美国对外政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该小组经研究认为，进行有关的研究既有必要又切实可行。7月15日外交委员会投票通过决议，要求参议院授权进行有关的研究。31日参议院通过决议，授权外交委员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一次充分而全面的研究”，并拨款30万美元予以资助。《康仑报告》即是这项研究的产物之一。

　　《康仑报告》出台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报告突出了中国的重要性。该报告虽然分为南亚、远东和东南亚两个部分，但是综观全文，不论哪一部分都包含着对中国的严重关注。正如报告所指出的：“共产党中国是美国在亚洲面临的最复杂和最严重的问题”，“对我们将来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来说，没有再比美国对华政策的决定更起决定性的作用了”。报告还指出，美国应该确认两个基本事实，其一是中国的政权是稳固的，而不是像当时许多美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暂时的现象”。报告称“大部分迹象表明，现政府是近代中国历来最坚强、最团结的政府”，“只要不和美国作战，中国共产党政府长期存在下去是非常可能的”。其二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迅速增长，“非常可能在二十世纪后期作为一个主要世界强国而出现”。所以报告提出，美国的对华政策“不管具体形式怎样”，都应该根据上述“假设来实施”。[4]

　　其次是《康仑报告》实际上已经成为后来美国朝野人士考虑对华政策的重要参考。在后来一段时间里，美国各方人士曾经多次提出改变对华政策的设想和建议，但是他们都没有超出《康仑报告》设计的框架。此外，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参与策划这一项目的人包括了很有影响的民主党参议员，如富布赖特和后来担任总统的肯尼迪(John F.Kennedy)。报告的撰写人包括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斯卡拉宾诺(Robert A.Scalapino)等。这些人在政界和思想界都有着重大的或独特的影响，所以报告所包含的一些重要想法必然会被传播并保留。

　　根据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计划，《康仑报告》出台后准备继续就对华政策问题举行听证会，以便就对华政策展开讨论。不过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显然不存在重新考虑对华政策的任何条件，加之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结束不久，美国内对中国的敌意相当强烈，所以国务院决定不派人参加听证会。11月间《纽约时报》登载了《康仑报告》的内容，结果引起台湾方面的强烈反应。最后由美国国务卿赫脱(Christian A.Herter)亲自出面发表声明，并且国务院还专门出版了有关台湾问题的小册子，表示美国确实“无意改变现行政策”，这才将事态平息下去。[5]

　　在1960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对华政策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辩论的重要议题之一。从两党争论的情况看，双方均无意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作重大的改变。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方面为了竞选政治的需要，试图在对华政策方面作些文章。不过他们的观点差不多就是《康仑报告》的设想。

　　4月间，美国的《外交季刊》发表了民主党的政策委员会主席、曾经当选参议员、后来在肯尼迪政府中担任副国务卿的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els)的长篇文章《重新考虑中国问题》。鲍尔斯在文章中提出，美国应根据中国的现实和美国的利益制定对华政策。目前的中国政权已经“稳固”，而且实力日增。美国在处理有关地区性的事务(如东南亚问题)和全球性事务(如裁军问题)时，如没有中国参与，其成效值得怀疑。至于如何解决中美之间的台湾问题，鲍尔斯提出了所谓的“中台国(China-Formosa Nation)方案”，其内容包括台湾当局从金门、马祖撤军，大陆沿海岛屿中立化以及台湾成立独立的“中台国”。[6]

　　鲍尔斯的文章很可能反映了民主党方面在对华政策上的主流意见。在总统竞选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指责共和党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分不清轻重缓急。他一方面继续指责中国推行“敌视”美国和“好战”的对策，同时也公开表示，希望同中国“建立和平的关系”，并称民主党希望同中国“和平相处是正确的”。[7]他在10月7日和13日的电视辩论中提出，美国应该只保卫台湾，放弃金门、马祖和其他一些大陆沿海岛屿。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则批评肯尼迪是在中国的“讹诈面前屈膝投降”，而他本人决不会把任何地方的“一寸土地让给共产党”。[8]肯尼迪抨击共和党的对华政策并不完全是竞选时期的灵机一动，除了他的竞选班子的建议外，他本人在1957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批评过美国的对华政策过于僵硬和倾向使用武力。[9]

　　不过就如同美国选举政治通常表现出来的一样，肯尼迪和他的政策班子在竞选时期就对华政策发表的言论并没有在赢得大选后付诸行动。根据尼克松的回忆，肯尼迪在竞选期间便通过助手向他表示过，不希望在涉及对华政策的问题上过多纠缠。[10]肯尼迪这样做很可能是因为意识到，在美国国内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在总统竞选中过多地强调改变对华政策是不智之举。

　　肯尼迪当选总统后多少表现出调整对华政策的意愿。他在1961年2月1日主持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次会议上，曾经讨论过是否可以略微放宽对中国的贸易禁运，允许西方盟国的船只为中国承运粮食。肯尼迪在会议上要求国务院进一步研究可行的办法。[11]在华沙的中美大使会谈中，美方也曾经提出交换记者和以优惠条件向中国出售粮食等建议。[12]考虑到当时中国国民经济正面临严重困难，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在国际上大量采购粮食等情况，肯尼迪政府的上述想法还是有一定的象征性的。

　　不过肯尼迪的这些政策“微调”很快便不了了之了，其原因主要是包括肯尼迪在内的参与处理中美关系的人物们，基本上没有理解中美关系的症结，以及中国政府当时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他们一直企图绕过台湾问题，通过一些“微调”先缓和中美之间的气氛。问题恰恰在于，即使像鲍尔斯那样曾经试图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人物提出的办法，当时根本不可能为中国领导人所接受，而且只会增加他们的怀疑和敌意。

　　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显然也在考虑和试探缓和双方关系的可能性。195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Louise.Strong)等人时曾表示，他希望“到密西西比河去游泳”，阻碍他的是共和党政府的三位领导人：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和杜勒斯。[13]

　　1960年美国总统选举进入高潮时，周恩来于8月30日会见了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周恩来指出，美国方面企图绕过台湾问题来缓和中美关系是行不通的，至于所谓的“中台国”则是根本不可能接受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军撤出台湾的问题上，周恩来提出了比以往灵活的建议，即美国首先必须同意从台湾撤出其军事力量，至于美军何时和如何撤出台湾的具体步骤，可以随后讨论。[14]10月18日，周恩来再次会见斯诺，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在裁军、中国的联合国席位、核试验和台湾等等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周恩来在谈话中表现出对民主党在对华政策上的观点了如指掌，而且此前他在旅途中还向斯诺详细介绍有关中苏分歧的情况。由此观之，至少可以肯定周恩来对谈话是有所准备的。[15]四天以后，即10月22日，毛泽东同斯诺讨论了肯尼迪与尼克松的电视辩论的有关内容。毛泽东集中阐述了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和政策，指出中国会把金门和马祖留在蒋介石手里，中国“要的是整个台湾地区”，不过中国会承担维护和平的责任，不主动向美国开战，并“要谈判解决”台湾问题，“不要武力解决”。[16]

　　中国领导人会见像斯诺这样的美国记者从来都是有的放矢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花如此之多的时间与斯诺讨论中美关系，很可能是在为与美国的新领导人打交道进行试探和准备。[17]

　　肯尼迪当选总统后不久，王炳南在大使级会谈中向美国方面表示，希望肯尼迪政府“在中美关系的进展方面有所建树”。他的表态肯定是得到中国领导人允许的。[18]陈毅在1961年4月访问雅加达期间，在回答《纽约时报》记者关于中美关系的提问时，一方面指出肯尼迪政府的对华政策“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基本上并没有什么变化”，同时也说明在改善中美关系的问题上“要看美国的新总统能否采取主动”，“美国政府是不是可以先做出一点贡献”。[19]

　　目前已经公布的历史文献尚不足以清晰全面地揭示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的全貌。不过上述迹象已经表明，在美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动期间，中国领导人的确在进行密切的观察和谨慎的试探。

　　毛泽东关于不会进攻金门、马祖的谈话其实也是讲给蒋介石听的。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台湾当局对有关对华政策的辩论表现出极度的敏感。10月11日，蒋介石会见美国记者莫尔文(Davis Mervin)时强硬地表示，台湾当局即使“战至最后一人”、即使没有美国的支持而“必须单独作战”，也决不放弃金门马祖。[20]三天后，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名道姓地斥责肯尼迪“不负责任”、“大慷他人之慨”、“随便处置”他国的领土等等。声明还信誓旦旦地宣布：“不会放弃……一平方英寸领土”，而且不需要美国协防金门、马祖。[21]10月29日至11月2日，蒋介石亲自前往金门、马祖视察，并在金门题字“经营战场”、“培养战力”。此后不久，台湾当局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参演部队达14万人，包括坦克、装甲运兵车等7000辆各类军车。

　　毫无疑问，毛泽东公开声明不使用武力攻占金门、马祖，是对蒋介石坚守金马的最有力的支持和鼓励，也是台湾当局敢于保证不在金门、马祖的防卫问题上拖美国下水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和蒋介石在反对美国“两个中国”政策上的隔海配合的确是相当默契的。

　　由于台湾海峡两岸的领导人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美国朝野一些人企图用“两个中国”的方案作为改变对华政策的出路，一开始便走不通了。当然，除了台湾海峡两岸反对“两个中国”的计划，肯尼迪政府在美国国内也面临着巨大的反对力量，特别是在美国国会中，亲台湾的势力不断通过各种各样的决议，以便反对和挫败任何有可能削弱美台关系的行动。肯尼迪是以微弱多数票战胜共和党候选人的，刚入主白宫时政治地位尚不稳固，还不敢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冒险。另外在他看来，新政府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都面临着远比对华关系更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