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中国史论文是:从抗日文化到延安文化——对毛泽东思考和实践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梳理和分析。

　　一、从苏区文化到抗日文化

　　毛泽东以领袖身份作的第一个关于文化工作的专门讲话,是1936年11月22日在陕北保安的《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承上启下地体现了从苏区文化到抗日文化的转折。

　　中国共产党在一年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政治路线和历史任务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不仅把文化摆到了特殊的位置,强调要从单搞“武”的一面转到“文武双全”,而且标示出“文”的方面的新的先进性内含———“团结抗日”。为了推动这一文化转变,他还希望此前被分割在中心城市和农村的两股文化资源,结合起来汇聚成一股合力,提出两个“发扬”:“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

　　所谓抗日文艺,是抗日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毛泽东对先进文化的思考出现了一个新的坐标,拉开了走向新阶段的序幕。

　　如果说苏区文化是一种阶级形态的文化,那么,抗日文化则是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相结合的文化。在政治经济上,“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①具体表现为,放弃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政策,转而实行减租减息。在文化建设上,则明确宣示:现在国民教育的方针是民主主义的。过去中央苏区的国民教育的方针是共产主义的,文艺政策是共产主义的,都不对。②

　　这些理论认识和政策实践,无疑是与时俱进的变化和臻于成熟的表现。说从苏区文化到抗日文化的转变是个变化,很好理解。说是个成熟,就牵涉到怎样看待包括知识分子及文化人在内的中间力量的问题了。在这方面,土地革命时期有过严重教训。极“左”的鼓动,关门主义的态度,拒绝和吓退了不少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他们当中不乏本来同情中国共产党的人。因此,“在30年代‘左’倾最厉害的时候,我们党是很孤立的”。③事实上,这也是土地革命时期,很少有文化人更不用说持中间立场的文化人到苏区参加新型文化建设的重要原因。对此,毛泽东后来在谈到苏区文化运动时,曾多次明确地作了反思,说当时“对知识分子没有大量地吸收,吃了亏”,④说当时“轻视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好多用处,要是不犯这些错误,情况也许会好一些”。⑤

　　抗日文化的确立,表明先进文化的历史内含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再以苏区文化的阶级性标准来衡量、要求和倡导文化建设。是否属于进步的思想文化,首先要看它的出发点和目的是否配合抗日战争这一最大的政治形势,是否反映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一最根本的民族利益的要求。各种文化活动及其精神产品是否进步,首先要看它是否承载了爱国主义感情和民族主义立场,是否有益于动员各阶级和各阶层的人们投入抗战的洪流,有益于反对一切投降卖国的汉奸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提出,“我们做文章、画图画、演戏、唱歌,都要表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⑥“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⑦这里说的“表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合于国防的利益”,就是抗日文化的一个基本主题,是不同观点、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文化形态在抗日文化的旗帜下应该和能够拥有的共同空间。

　　在文化创造面临转型,先进文化的时代内含发生变化的时候,毛泽东的思考和实践在调整中获得了与时俱进的发展。设想一下,当时如果不作这个调整,没有这个发展,不及时主动地通过建立文化上的统一战线,来倡导和营造一种有利于推进全民族抗战的文化思想、文化形态和文化氛围,中国共产党还能不能挺立在时代前进的潮头,去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呢?中国共产党能不能更广泛地团结知识分子,从而成为那个时代所需要的民族精神和文化选择的凝聚核心呢?还会不会出现抗战初期那种大批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宁愿抛弃城市优越生活,奔赴被称为“灯塔圣地”的延安的热潮呢?

　　答案应该是很清楚的。

　　二、抗日文化的多层格局

　　说抗日文化作为统一战线性质的文化,其构成也就呈现出多层格局。弄清楚这个多层格局,我们就不难体会到创造和发展先进文化的一个规律性的启示: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统一。

　　抗日文化的多层格局,首先表现为其创造主体———知识分子及文化人的多层和多样。事实上,早在1936年9月致蔡元培的那封著名的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信中,毛泽东便开列了一个“统此致讯”的“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的七十人名单,里面就有不少身处国统区的头面文化人。按时下学术界的划分,有的属于文化上的激进主义(郭沫若、茅盾、李达等),有的属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章士钊等),有的属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文化选择以及思想倾向尽管杂然纷呈,但毛泽东都希望他们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后来也确实如此。从文艺界的情况来说,毛泽东还提出,无论是主张现实主义的,还是主张浪漫主义的,无论是属于唯心论范畴的“艺术至上主义”,还是被鲁迅批评过的主张超阶级性的“第三种”人,“大家都应当团结抗日”。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态度,“第一条是一切爱国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条才是我们自己艺术上的政治立场”。⑧从根据地文化建设来看,毛泽东甚至提出,由于当时的文化教育是“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故“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⑨凡此等等,目的只有一个,扩大抗日文化建设的人才资源和群众基础。

　　广泛的联合,必然使抗日文化内部呈现出先进性高低不同的梯层结构。对此,毛泽东在1942年提出了抗日文化内部呈现为“革命性是从低级的到高级的”组合的观点。他说:对大地主讲马列主义他不来,讲民主他也不来,讲抗日他就会来,我们只取他们抗日这一点。民族资产阶级就不一样,他们要搞民主,讲马列主义是不来的。就小资产阶级整个阶级来说,他们不是搞马列主义的。只有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化了的知识分子,才真正相信和实行马列主义。因此,“讲革命性是从抗日到马列主义,即从低级到高级”,在文化艺术上,“我们采取的政策和革命性一样,也是从低级到高级”。 这里说的“革命性”,就是抗日文化的先进性的意思。

　　根据地社会精神风尚的建设,便明确地体现了从低级到高级的组合。那时,主要抨击的是那些抽大烟的、二流子懒汉、为富不仁者、不讲孝道的人等等,突出宣扬正直、勤劳、节俭、廉洁这些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陕甘宁边区的农民吴满有,便是一个勤劳致富的典型,中国共产党还向全边区农民提出了“吴满有方向”的号召。1944年5月1日,晋察冀边区模范妇女大会发表的宣言,例举了各种类型的模范事迹,其中有著名的支前模范、“子弟兵母亲”戎冠秀,也有被称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家庭”的模范王世英。而王世英却是个乡绅家的主妇,她的模范事迹主要是治家有方,对家里的雇工很好。

　　毛泽东提出的革命性从低级到高级的组合,实际也是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统一。大体说来,其最低层次的革命性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即坚持抗日,反对汉奸文化。往上,不仅是坚持抗日,还要反对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赞同民主主义,提倡科学理性。再往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既要抗日,又要反封建;既在一般意义上提倡民主与科学,还要坚持和实行马克思主义。多层次的组合,也决定了文化上的统一战线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范围或者说圈圈。比如,在高扬民族尊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一点上,和所有的文化人联合起来,其范围最大。在民主与科学这一点上,团结起来的范围就相对小一些。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进而在具体的文化主张及文化品格上团结起来,范围就更小了。层次的高低和范围的大小,自然也传达着先进性的强弱。

　　三、抗日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关系

　　以1939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为界,抗日文化事实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在抗日文化前期,其内部的团结多于斗争,而其后期则是争论和斗争不绝如屡。毛泽东在1940年初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原名叫《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回答和反驳此前国民党思想文化宣传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毛泽东提出和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无论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对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都是一件大事。正是在这一里程碑意义的论著中,毛泽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规定了三个特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其中,“民族的”与帝国主义文化(包括全盘西化主张)相对立,“科学的”与封建主义文化(包括愚昧落后的意识形态)相对立,“大众的”也就是民主的,与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相对立。

　　那么,抗日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毫无疑问,抗日文化属于新民主主义文化范畴。但从直观上理解,抗日文化是适应全民族抗战需要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实际上存在了八年左右的时间。当然,还可以加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在局部范围内的抗日文化现象,如文化界的救亡运动和《义勇军进行曲》这样的救亡作品。这样一算,也只有十年多一点的时间。而新民主主义文化,则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在文化上的反映。因此,抗日文化是阶段性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则是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 的一个总体概括。抗日文化的政治主题指向比较明确和具体(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民族解放),于是包容性也就相对宽泛;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政治主题,则要高级一些,不仅要反帝实现民族解放,而且还要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实现社会和人民的解放。从这些联系和区别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文化基础上,在统一战线文化中倡导的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四、关于文化领域的自由主义和复古主义

　　在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中,应该怎样看待那些被称为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及其主张呢?一个基本事实是,尽管他们不信仰甚至反对马列主义,但在抗日文化建设中,他们对于反对复古,反对封建传统,反对汉奸文化,反对愚昧迷信,反对当时政治上的一党专制、特务统治和文化专制主义,都有重要的和现实的作用。诸如人们熟悉的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巴金、沈从文的主张和作品,甚至包括人们更为熟悉但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常常回避提到的胡适,以及胡适代表的那一派文化人及其主张。

　　胡适及胡适派的思想,是谈论五四以后中国近代 文化史无法回避的对象。中国思想文化界在将近三十年时间里发生的论战,几乎回回有胡适参加,并且总是要角。无论是当时的反响还是今天的评价,胡适在这些争论中扮演的角色,也都不必一概否定。关于胡适这一派自由主义文化人的定位,这几年学界谈得比较多。这里不妨引点我所赞同的材料。《毛泽东文集》第一卷收入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曾把胡适、黄炎培作为“新兴的知识阶级派”代表人物,定位于“非革命的民主派”,说是需要同他们合作。这是毛泽东在1923年的一个判断。龚育之同志在题为《毛与胡适》的文章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这个论述,说这“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并贯穿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之中”。按我的理解,可以用这个判断来确认毛泽东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对胡适派及其思想的基本态度。此外,胡绳同志晚年也曾把胡适作为国共之间的中间人物的一个代表来评价,认为胡适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一定的独立”,在国民党公开否定民主主义,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的时候,胡适这些“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

　　具体说来,自由主义文化人在强调科学和民主方面,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重合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些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这是从文化的科学性方面来说的。就民主角度而言,说沐浴欧风美雨的自由主义文化人大都是反对专制压迫的民主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