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中国史论文是:试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策略的历史功绩和现实意义。

　　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已经60周年了。今天，我们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心一意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努力奋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回顾抗日战争的历史，总结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基本经验，对指导我们今天如何振兴中华的宏伟大业是有教益的。而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基本经验可用一句话来表述：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工、农、城市小资产阶级为基础、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结合国内外的具体情况，正确区分敌、我、友，运用一整套正确的战略策略使统一战线得以稳固、发展和壮大，汇成全民抗战的洪流，是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

　　一百多年来，日本帝国主义就一直伙同英、美、俄、德等国对中国进行侵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趁机想独霸中国，于1915年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亡国的“二十一条”，后经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没能成功。然而到了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整个东北;1933年1月又出兵华北，相继占领战略要地山海关，攻占热河，在秦皇岛登陆，三面包围天津和北平，要变中国为日本独占殖民地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这不能不激起以中国共产党为先导的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和反抗。1933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这个宣言最早体现了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对于国民党官兵促进的抗日行动，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当时的党中央尚在王明、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把持之下，他们断言任何国民党军队都不能在“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创立义勇军”三条件下同红军合作抗日，发表这个宣言，只是“为着更进一步揭露国民党的武断宣传和表示苏维埃红军的抗日决心”[1]而已。他们认为提出“反蒋抗日”口号，发动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等一些国民党爱国将领，只是在“借助于左的假革命的口号与纲领”，实际上“不会执行任何与南京国民党有原则上不同的政策的”[2]。甚至对后来惨遭蒋介石逮捕杀害的爱国将领吉鸿昌，都认定为“不仅过去是军阀之一，是我们的敌人。就是现在仍然还是一个军阀……他的变卖家产来采办武装，不会把他变成一个革命者，他也许因感觉到产业一般的不可靠而将他(它)变卖：也不能因他将队伍交给党指挥和有入党的念头，使他变为我们所信任的人。[3]王明他们看不到阶级关系在新形势下的变化，将国民党视为铁板一块，嘴里虽喊“联合”，实际奉行“左”倾关门主义。试想，奉行这种关门主义政策，单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能够打败处心积虑的日本的武装侵略吗?

　　我们且来作一个敌我双方的实力考察。从兵员上看，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红军整编为八路军，最初仅有正规部队三个师三万人，而日本1937年的侵华日军有68万，是我八路军兵力的22.6倍;从装备上看，就更无法比了：八路军没有任何现代重武器，一般枪械也既少又陈旧，日本则拥有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还有91个飞行中队，飞机2700架，海军舰艇200余艘;再从战争的后勤支援上讲，陕甘宁边区基本上没有现代化工业，更没有战争赖以进行的兵工等重工业。但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就逐步建立了现代大工业，工业产总值高达60亿美元。而且“九·一八事变”后，还在占领下的中国东北就近建立重工业，并进而操纵了华北的经济命脉，控制着长江中下游的矿山和冶炼，这都能为它的侵华战争提供充分的物质保障。从以上实力对比我们不难看出，像“左”倾关门主义者那样唯我独革排斥他人，单凭尚处弱小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力量去战胜武装到牙齿的强大日本帝国，显然是不可能的。惟有联合抗日。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要把除汉奸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投降派以外的国内所有阶级、阶层、党派、团体以及海外华侨都尽量包容进去，形成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强抗日阵营力量，才有望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抗日统一战线建立的必要性是不言自明的。而1933年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出现了新动向，蒋介石继续剿共，但在大片国土失陷的危急形势下，民族矛盾迅速上升，民众抗日情绪高涨，部分国民党守土将士拒绝剿共或撤退，奋起抗日，表现出英勇抗敌的民族气概。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也愈演愈烈。如1935年8月国民党中政会通过了不信任亲日派外交部长汪精卫的决议，逼汪精卫提出辞职;国民党“五大”前夕，老同盟会员续范亭在南京中山陵剖腹自杀，以示反抗统治当局的卖国投降政策。所有这些表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为首的正确领导后，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新情况，以及1935年7下旬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精神，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这个宣言摒弃了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不再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当作反革命内部的不同派别来看待，而是肯定了国民党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接受红军提议联合抗战的举动，赞扬了杜重远、蔡廷锴等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代表的抗战主张和行动，认为他们的抗战行动都表现了我们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宣言》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和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与利害的不同，均应停止内战，建立广泛的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集中力量，一致抗日。《宣言》建议共同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建立抗日联军，并提出十项救国纲领。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于11月13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同月28日，毛泽东、朱德分别代表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军事委员会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重申《八·一宣言》的主张。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分析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提出了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这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在全党的确立。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为统一战线提出了一整套思想策略。他正确指出：不仅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朋友，“即使在地方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敌人之用。”[4]对张学良将军的争取，就是一个利用敌人矛盾扩大革命阵营的成功范例。张学良在1931年“九·一八”时未能识破日寇的侵略野心，疏于防范，103天便拱手送出了东北，又甘心听命于蒋介石，将东北军开赴陕甘边区攻打红军。他“拥蒋反共”，我们不得不将他列为打击对象，1935年9月至11月，在直罗镇等地连续歼灭了他近三个师的兵力。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随着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以及与东北军的接触，党了解到：第一，经济上东三省的丰富资源被日军独占，给以张学良为代表的东北军阀的经济利益造成了巨大损失;第二，他的军事实力，在剿共中遭到惨败，蒋介石趁机取消被歼部队番号，减发军饷，张学良尝到了蒋介石利用杂牌军打红军，借以消灭异己的苦头——地盘和军队是中国军阀的两条命根子，张学良眼见自己存在失势的危机;第三，在政治上，由于他的不抵抗而断送掉东北，遭到全国各界的谴责，也引起东北军将士的强烈不满，给了他很大震动，深感不抗日无以维系军心，第四，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迅速发展成了全国范围的抗日救亡运动，杜重远等许多爱国人士对张学良将军进行帮助，向他介绍党的《八·一宣言》，建议他联合红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组成西北抗日大联合局面;东北军官兵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呼声也给他以激励，何况他自己便有未报的父仇——张作霖就曾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他内心本有抗日救亡要求。他认识到了“拥蒋剿共”是违背全民族利益的黑暗而又痛苦之路，需要转变航向，便开始了联合抗日若干准备工作。于是，我们党将他与蒋介石加以区别，改变了对张学良及东北军的政策，决定争取张学良到抗日战线上来，将东北军转变为抗日军队。1936年1月，党中央领导人和红军将领以公开信的形式向东北军官兵宣传抗日主张。同年2月，红军东征抗日。张学良在了解中共联合抗日的诚意后，也采取行动与中共联系。1936年3月，张学良与红军代表李克农在洛川会晤，达成局部合作协议。1936年4月，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会谈，就有关抗日的许多重大问题交换意见，达成协议。从此，张学良坚定地走上联共抗日的光明之路。西北地区出现了东北军、红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他在多次对蒋介石进劝抗日无效后，于1936年12月12日与杨虎城将军共同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向蒋介石进行“兵谏”，为加速促成国共合作带来契机，对推动全民族统一战线、实际形成共同抗日的局面起了重要作用，成了“千古不朽的人物”(周恩来1956年语)。张学良的转变及其历史功勋，又一次验证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策略的正确和威力。

　　1933年华北事变以后，中国内部阶级矛盾退到了从属矛盾，民族矛盾上升成了主要矛盾。在国际关系中，英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受到日本的严重损害，英美出于保护既得利益的考虑，也由容忍日本侵华逐渐变为持反对态度。蒋介石是国民党内亲英美派的总代表，英美对日态度的转变不能不对他的思想和政策产生影响。他对日本入侵由不抵抗主义逐渐变得强硬。在国际上除依靠英美等国之外，他还意图利用苏联牵制日本，要求和苏联签订反日军事同盟，这也需要改变与中共的关系。因此蒋介石由单纯的军事行动改为在不放弃军事围剿前提下，他指令属下通过多种渠道与中共沟通，用政治谈判达到“收编”红军和“溶共”的目的。另一方面，从我党对蒋的斗争策略也在出现新的变化。蒋介石处于全国统治地位，一切国家力量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连愿意与我们联合抗日的张学良都认为自己是蒋的部下，如提反蒋抗日，工作起来有困难，所以联合战线应当把蒋介石包括进去。虽然蒋介石积极“剿共”、“溶共”，但若我们坚持反蒋，事实上他就不可能让你组成全国范围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真正“全民抗战”就难于实行。有鉴于此，中共也调整了自己对蒋介石的政策，放弃“反蒋抗日”，而为“联蒋抗日”、“逼蒋抗日”。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全党发出了《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并将这一策略方针转告了张学良将军。在“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中，我党力主和平解决，使内战停止。特别是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之际，我党致电国民党，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同时作出了停止武装推翻国民党政府、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将苏区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等四项庄严保证。为了抗击日本，我党作了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又经过一系列的谈判斗争，蒋介石终于被迫接受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全民抗战出现了新局面。由于把蒋介石集团都争取到了统一战线中来，统一战线内部各部分的对日态度自然各不相同，彼此间也必有矛盾发生。为此党制定了一系列的策略方针，如“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在统一战线内部又斗争又团结，“以斗争求团结”，而在与顽固派作斗争时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等等。八年抗战中，蒋介石顽固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曾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我们都给予坚决回击，但又有所节制，以不招致统一战线破裂为前提。

　　我党倡导、促成和坚持以工、农、城市小资产阶级为基础，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全民抗日统一战线，经过八年的艰苦卓绝斗争，敌强我弱的态势得以根本转变，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有力支援配合下，我国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