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政治理论论文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历史公案之我见。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文革中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流传是毛泽东说过的，但在邓小平为《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事向毛泽东请示时，毛泽东说他不记得说过此话。随后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这成为批邓的一大佐料。龚育之曾在文章中称之为“一桩历史公案”。[①]

　　为了把这桩“公案”的原委交代清楚，最好还是读一读龚育之的原文：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整顿。科技工作的整顿准备了一个文件，起初题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后来改称《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个准备向中央作汇报的提纲，初稿上就写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修改稿上曾用黑体字写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说它是毛泽东主席的话。当时这样写的根据，一是马克思多次讲过这样意思的话;二是当时流传，毛泽东1963年12月听取中央科学小组聂荣臻等同志汇报科技工作十年(1963-1972)规划的时候讲过这句话。不仅是流传，而且已被编入《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这类内部印行的资料中;不仅编入非正式出版物，而且正式文件《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纪要》中也用黑体字印上了这句话。当时，文件、文章中用黑体字引用的只能是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话。

　　当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的时候，出了一个问题，毛泽东说他不记得自己说过这样的话。邓说明马克思讲过这样的话，毛说他还是不记得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于是，又做了两件事情：一是遵照毛的几点意见进一步修改汇报提纲，包括将用黑体字印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删去。一是查找1963年毛听汇报的时候出席人所作的原始记录。找到了张劲夫、韩光、于光远、范长江等人的原始记录。他们的记录上的确没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样一个直接的判断。那份流传开来、含有这个判断的记录，从何而来，已经查不出来了。

　　一、关于内部资料《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

　　以《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为题编印的内部资料，在文革中有过多种，一般都是由科研机构的人员编订的。龚文中提到的文本，与笔者收藏本相同。32开本，共46页，封面为白底红字。扉页印有“内部资料　妥为保存”。未署编者、印制时间和印发单位。据笔者所知，这个本子是1968年由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组织编选，1969年印发的。

　　中国科学院的原有领导机构，在1967年“一月风暴”中被夺权。随后按着“大联合、三结合”的程式，于1967年7月30日成立了院革命委员会。相对于社会上严重混乱局面而言，科学院曾有过相对稳定的时期。

　　1967年10月1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各单位都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科学院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进入“斗批改”阶段。按当时的理解，就像讲“抓革命、促生产”时是强调生产一样，讲“斗批改”时则是强调“改”。经过一段准备，于1968年春节前举办了一次学习班。在家赋闲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被邀入会，他在日记中对此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述，这里摘录1月22日(开班第一天)日记中的一段：

　　8：30乘车赴西颐宾馆办公室。9时至西楼会议室，今天是院革命委员会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幕典礼。目的要求人人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和科学革命的论述，以斗批改为纲，总结我院两条路线斗争，研究下一阶段在我院开展院方向、任务、体制为内容的科学革命运动。参加人员今天到者约一百五、六十人，以革委会秦宝臻、邹协成、刘继英三同志负责。文革办公室、体制组、任务组有关同志，各所负责运动、生产的勤务人员[②]及革命的科学工作者参加。时间1月22-28日。今天由邹协成主持，先请秦宝臻讲了话，说明(1)斗批改，改什么?(2)斗批改的意义;(3)学习班的任务和(4)如何办好学习班。他的声音宏亮，我尚可以记下来大部份。继之刘西尧讲话，虽只5米距离，但我完全不能听清，因为声音低，无放大器。十一点散，分为三排七组学习。我在第四组，即和地质、地理、古脊椎、综考会一组，每单位3-6人，共约二十多人，在五单元开会。到十二点我至大饭厅排队买了一个馒头和一碗菜肉汤(每碗三角)。大家立在桌边吃完后再至二单元办公室。1时30分又至五单元，不久邹协成说要我和李宝田今天或明天去看钱学森，约他于星期三、四到学习班演讲。在五单元今日发了三个文件：1)毛主席和马恩列斯论科学技术;2)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等对于国防科学的指示;3)聂总和院革委常委1月15号的谈话。我即回到二单元阅读。

　　当时召开重要的工作会议，往往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为名义。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在“斗批改”的部署之下，讨论科学院今后的“方向、任务和体制”问题。会议由三位院革委会成员主持，秦宝臻是军代表，邹协成和刘继英是以造反派入院革委会的常委。在当时院常委的分工中，邹分管“斗批改办公室”，刘分管“科研生产组”。各所参加会议的人员也都是相关工作的负责人。与会人员以军事组织“连、排、班”编制。

　　会上发的文件中，列在首位的是《毛主席和马恩列斯论科学技术革命》，为会议组织者事前派人编选的语录体文件，要求以其作为指导会议参与者思考和言论的依据。竺可桢又记会议于1月28日结束时，“邹协成同志说……前星期所发《毛主席和马恩列斯论科学技术革命》中所取材料安排有何意见，限下星期提出。”按此，表明院中是打算在会后还要继续修订这份资料。

　　会后，院中有些研究所安排本单位的“斗批改”，也是按编选语录、办学习班这一套路。大约在1969年上半年，院革委会决定编选出“高水平”的《马恩列斯论科学技术革命》和《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并把任务分别下达给了他们认为在前段编选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单位。落实下来，前一本由数学研究所的毕大川负责[③]，后一本由微生物研究所的吴允山[④]负责。吴是一位干什么事情都非常认真的“拚命三郎”。他接受任务后，马上就组织他所在的生物化学研究室的科研人员投入工作，制定方案，分派任务，广泛收集，精心筛选。其中最困难、花时间最多的，是在核实订正的环节上。

　　编选素材主要是依据公开出版的《毛选》四卷和报刊中已公开引用的毛主席语录，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以《毛泽东思想万岁》《学习文选》《学习资料》为书名的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印刷品。其内容都是未收入《毛选》四卷但又被认为是毛泽东的著述和讲话。其来源多是在文革初期抄家、夺权高潮中，群众组织根据机关档案和高级干部收藏的内部文件、工作日志和个人笔记等辑录而成的。

　　因为事先已明确《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将由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印发，编选者并不敢轻易从流传本子中选择毛的论述。从积极方面说，是要用毛的论述指导工作，编选工作的态度十分虔诚和认真;从消极方面说，也是害怕沾上“伪造最高指示”的罪名，社会上以此获罪者已不乏其例。

　　在从民间印刷品中选择语录时，一般要参照毛泽东的其他论述，对拟选语录的可靠性做出初步判断。其次就是要到有关部门查阅相关文件或是对相关人物做核实或“校勘”工作。笔者当时曾与闻其事，近年曾请吴允山回忆此事，但相去时间已久，又没有留下工作记录。关于文献搜集、访查核实和最后定稿的过程细节，都已了无印象。

　　编选稿经多次修改后，送交院革命委员会审定，大约是在1969年国庆节之前在科学院内部印发。竺可桢在1969年11月10日日记中有句云“阅了《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应该是指此这本小册子的。

　　二、其来有自：“吴编本”与“流传本”的比照

　　文革初期的流传为毛泽东文选的本子(下称“流传本”)，笔者保留有若干种，其中有两种[⑤]收选了1963年12月毛泽东听取聂荣臻汇报时的谈话，又都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这里抄引《毛泽东思想万岁》单集本的全文，以便与其他各种本子相比照，由以判定各本之间的关系。

　　在聂荣臻同志汇报时的谈话(纪要)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谈到松辽平原的经验时)主席说：“石油部是第一个运用解放军的一套办法。工业部门要学习解放军，设立政治工作部门，用政治工作来保证建设任务的完成。石油部是学习解放军的经验，象连队的政治工作一样，不脱离业务。”

　　主席说：“石油部比较单纯，一机部复杂(指产品)，要调些人到工交部门作政治工作，解放军是出人才的学校。”

　　(汇报科学技术十年规划任务时)主席说：“要打这一仗，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过去打上层建筑，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不打这一仗，生产力无法提高。要以革命的精神来搞科学技术工作。”

　　(汇报基础理论时)主席说：“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搞一批理论队伍，也包括社会科学。”

　　(汇报留学生工作时)主席说：“只派留学生，国内却固步自封，不向好的单位学习。”

　　(汇报向国外进口书刊时)主席就问：“多少外汇?”(答××美金)主席说：“不多。”主席问：“社会科学的买吗?”(答：“也买。影印外文杂志，广告不要弄掉。”

　　(汇报十年的基建投资××亿时)主席说：“十年××亿，每年××亿，不多么。”

　　(汇报到××时)主席说：“要有些人专门搞这事，长远来搞，××从数量上来看，人家比我们多，我们搞不过人家，但是从历史上看，攻防两手，防我们要考虑，比如城墙筑起来，是为了防御。”

　　(汇报黄淮海问题时)主席说：“这个研究工作要几万人来搞。”

　　(汇报医药卫生问题时)主席说：“感冒药要认真解决。”

　　(汇报探索性工作时)主席说：“允许公开犯错误，但是发现错误要批评，又要鼓励。允许人家公开改正错误。”

　　(最后谈到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运动，问主席关于科学实验的含义是什么时)主席说“我讲的科学实验，主要是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军事科学是不能搞科学实验。商品、价值法则不能搞科学实验。战争不能搞科学实验。辩证法不能搞科学实验，理论法则是概括出来的。军事学习不能搞实验室，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科学实验。”

　　笔者所藏的另一种《毛泽东思想万岁》是两集本，在下册中载有这次谈话，收录内容与上面引录的基本相同，只有个别文字的差异，疑为所据来源相同，或两种本子之间有先后翻印的关系。

　　在由吴允山负责编选、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印发的《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下称“吴编本”)中，第33-34页选录有关文字情况如下。

　　(汇报科学技术十年规划任务时，毛主席说：)要打这一仗，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过去打上层建筑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不打这一仗，生产力无法提高。要以革命的精神来搞科学技术工作。

　　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搞一批又红又专的理论队伍，也包括社会科学。

　　只派留学生，国内却固步自封，不向好的单位学习。

　　(关于治理黄、淮、海的问题)这个研究工作要几万人来搞。

　　(汇报探索工作时)允许公开犯错误，但是发现错误要批评，又要鼓励。允许人家公开改正错误。

　　我讲的科学实验，主要是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军事科学是不能搞科学实验的。商品、价值法则不能搞科学实验。战争不能搞科学实验，辩证法不能搞科学实验，理论法则是概括出来的。军事学习不能搞实验室。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科学实验。

　　听取科学技术十年规划汇报时的讲话(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吴编本全书是以语录形式入选，采用的原则之一是于科学院的工作更有针对性。将吴编本与前面引录的文革流传本的内容相对照，似可判定：吴编本是根据上述流传本选录的，仅有个别文字的差异。

　　作为原始的记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