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乐美之吻:唯美主义、消费主义与启蒙现代性
来源:天天加油 更新时间:200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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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洲文化传统中的莎乐美形象
《莎乐美》(Salomé)说的是希罗底(Herodias)的女儿痴情于施洗者约翰,遭到拒绝之后请求父王将他杀死。希律王(Herod)要求她跳了七重面纱之舞,然后满足了她疯狂的爱欲。莎乐美最终以亲吻约翰的头颅而死。这个故事最早见于《圣经》,不过女主角是希罗底,她憎恨约翰,并怂恿女儿在舞后要求约翰的头颅作为回报。 这个版本一直延续到19世纪,海涅把希罗底的故事写进诗歌(Atta Troll,1841),已经加进了对约翰头颅的热烈的吻。福楼拜和马拉美也分别写过希罗底的故事(Herodias,1877)和诗歌(Herodiade,未完成),但这时的莎乐美还是一个幼稚的女孩子。 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居斯塔夫·莫罗为世人展现了一个热情、刚烈的莎乐美形象。莫罗富丽堂皇的莎乐美系列绘画在巴黎的沙龙(1876)和巴黎世界博览会(1878)上展出, 使无数文人墨客为之倾倒,为之感慨唏嘘。(图1)于斯曼在《逆向》中对莫罗的莎乐美形象有大段的描绘:忧郁、性感、艳丽、珠光宝气,俨然是淫欲的象征。 此后,随着王尔德的法文诗剧《莎乐美》在巴黎出版(1893)和上演(1896),比尔兹利为英文版《莎乐美》所作的惊世骇俗的插图在伦敦出版(1894),以及理查德·施特劳斯(1864-1949)的歌剧《莎乐美》在德国德累斯顿(Dresden)演出(1905),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莎乐美成为极具魅力的艺术形象并广为流传。那么,莎乐美在西方文学中意味着什么呢?它的流行有哪些历史文化原因?
图1《幻影》。居斯塔夫 · 莫罗作。1874-1876。于斯曼笔下的主人公德 · 艾散特对此画有如下描绘:面带忧郁、庄严、甚至令人敬畏的表情,她跳起了淫荡的舞蹈,旨在唤醒希律老王沉睡的感觉。她的乳峰上下颤抖,晃动的项链轻擦着硬起的乳头;钻石在她湿润的皮肤上闪闪发光;她的手镯、腰带、指环也闪烁不已;在她宏伟的长裙之上,珍珠镶边、银色的花纹衬出金光闪耀,宝石串起的胸铠燃烧起来,射出一束束火焰,在乌暗的肉体、褐红色的皮肤上滚动,如同一只巨大昆虫的幼虫。它光彩夺目的翅壳布满暗红色的大理石花纹,点缀着菊黄色斑点,钢蓝色斑点和孔雀绿条纹。
从文学史上看,莎乐美是从浪漫主义到唯美主义文学传统中一系列致命的女性(femmefatale)形象中的一个。这样的女性或神秘莫测,或激情满怀,通常是美丽无比但又冷酷无情。比如济慈《无情美女》中来去无踪的无名女性,梅里美的卡门(Carmen),戈蒂耶的克利奥佩屈拉(Cleopatra),福楼拜的萨朗波(Salammbo),以及斯温伯恩和邓南遮(1863-1938)笔下的某些女性人物。
到19世纪末,这些致命的女性形象,特别是莎乐美又带有浓厚的颓废、色情的特点,注重感官享乐,追求瞬间快感,对最初的浪漫主义形象有较大的发展和超越。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文艺运动发源于法国。法国拿破仑战争以后贵族阶层没落,中产阶级的市民社会崛起。 中产阶级的社会思想背景是工业文明及启蒙主义,相信社会发展,生活进步,历史前进。但是唯美主义者和后来的现代主义者对于这种基于工具理性的生活观、历史观并不认同,对奉行实用主义的中产阶级不屑一顾,视之为市侩、庸众。他们认为工业文明的发展并没有为人类带来幸福,理性之光也没有使人类摆脱野蛮与愚昧。相反,战争、杀戮、疯狂仍然主宰着世界。启蒙主义所允诺的美好未来非但没有实现,而历史还不断重复过去的邪恶。而唯美主义对理性不屑一顾,对启蒙理想百般嘲弄,对审美感性顶礼膜拜,对感官享乐疯狂追求。这正是历史虚无主义在文艺思潮中的回响。惠斯勒、斯温伯恩把法国的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思想带到英国,佩特和王尔德使之发扬光大,成为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先声。佩特对感性和艺术瞬间的礼赞影响深远,奠定唯美主义的理论基础。王尔德对唯美主义奔走实践:奇装异服,高谈阔论,语惊四座。而《莎乐美》则集中体现了唯美主义的思想观点和艺术特色。其中所隐含的注重当前和瞬间的时间观念,鄙视灵魂的非理性主义,推崇肉体的感性至上思想,使莎乐美在华丽的外表之下具有极大的思想深度,成为英国文学中反启蒙、反现代性的艺术形象。
但是这一反启蒙和非理性主义的艺术形象在中国却得到五四一代启蒙作家的厚爱。从郭沫若到田汉,从白薇到王统照,《莎乐美》的影响无所不在。当然,《莎乐美》也受到30年代海派颓废作家的青睐。叶灵凤、邵洵美、章克标、滕固对于西方的唯美主义的作品了如指掌,对西方的颓废主义心向往之。应该说,生活在大都市的海派颓废作家在思想上与《莎乐美》所表现的唯美主义更有相通之处。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进步作家,郭沫若和田汉,为何如此热衷于这一颓废派的经典呢?在他们身上,《莎乐美》所代表的反启蒙主义与五四启蒙精神是如何并行不悖,浑然一体而最终开花结果的呢?这就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莎乐美》在中国的翻译、演出及其仿作
根据现有的材料统计,《莎乐美》在1949年之前一共有七个译本,一个剧情梗概。 其中最有名的是田汉的译本,直到1980年代还不断再版。 田汉于1916-1922年间在日本学习,当时日本唯美主义之风正盛,田汉因而深受影响。他经常在东京观看西方话剧,有案可查的剧目就包括王尔德的《莎乐美》和《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 他还拜访过厨川白村,日本热衷介绍西方唯美主义的批评家之一。田汉是英国唯美主义批评家阿瑟·西蒙斯的热情读者,手边还备有一册他介绍法国文艺思潮的名著《象征派文学运动》(1899)以供随时引用。 他对唯美主义作家特别是王尔德更是情有独钟,甚至在教他妻子易淑渝英文时,所选用的课本竟是王尔德的《狱中记》(De Profundis)。 从那时起,田汉已经计划如何把《莎乐美》搬上中国的舞台。
《莎乐美》传入中国的另一个渠道是春柳社。春柳社于1907年在日本东京成立,而这一年正是王尔德的《莎乐美》首次被介绍到日本。根据日本学者的考证,《莎乐美》首先由Mori Ohgai 于1907年翻译成日文, 1909年又出版了其 它译本。1912年《莎乐美》首次由一个外国剧团(Allan Wilkie and Company) 在东京上演,1913年由日本本地的剧团搬上舞台。《莎乐美》的演出在日本受到极大欢迎,据统计,仅在1912-1925年间,《莎乐美》就上演了127场,有14位女演员在不同的导演指导下演出了此剧,掀起了一阵莎乐美热,甚至在年轻妇女中还流行起莎乐美的发型,而且在时装方面莎乐美也声名大噪。 看来,无论中国还是日本,《莎乐美》的流行都和都市商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样的艺术氛围中,春柳社受到唯美主义的影响自不待言。春柳社在中国话剧运动中举足轻重,而它从中获取养料的外国戏剧中就包括了王尔德的《莎乐美》。
1929年,田汉的梦想成为现实。由他执导、南国社演出的《莎乐美》在南京和上海引起轰动。施寄寒在《南国演剧参观记》(1929)一文中记载了1929年7月6日在南京首演的盛况:是晚全场座位不过三百左右,来宾到者竟达四百以上场内空气甚为不佳。敁沙乐美之布景颇称剧情。演员以扮演沙乐美者发音清楚动听,姿态亦有微胜之处。其余各角,皆未见过火而已。 由于当时观众太多,以致于剧场秩序混乱,所以从第二场开始,票价由六角提高到一块大洋。 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数目,因而遭到了群众的批评。无论如何,《莎乐美》在中国的演出是极为成功的。它的影响以及莎乐美作为艺术形象在中国作家心目中的位置,在《莎乐美》的追随者和摹仿者中可以略见一斑。
《莎乐美》在中国翻译出版和演出之后许多作家都把它用作自己创作的素材。夏骏在《论王尔德对中国话剧发展的影响》(1988)对此有详尽的介绍与出色的论述。 特别是剧中最后一个场景莎乐美亲吻约翰的头颅而死的情节对于中国作家有着极大的震撼力,成为许多人创作灵感的源泉。郭沫若在《王昭君》(1924)中设计了一个类似的结局:汉元帝捧毛延寿首,连连吻其左右颊,以分享王昭君留下的香泽。 王统照的《死后之胜利》(1922)也有《莎乐美》的痕迹。剧中画家何蜚士和女主人公都是艺术与爱的化身。画家临终最后遗言是胜利啊!厖艺术!厖生命的!厖你!于是女主人公不顾一切地吻其血唇。 这些莎乐美之吻意在表现美与爱所能达到的超现实的境界。
象这样受到王尔德和唯美主义的影响并表现莎乐美之吻的戏剧作品还有很多。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就是把情爱、审美与死亡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是用死亡来强化情感的深度与审美的强度,造成一种震撼人心的效果。比如在白薇以东亚某都会为地点的诗剧《琳丽》(1926)中,就有无限的爱美与欢愉,/要死在爱人接吻的朱唇上 这样的词句;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1929)中也有我愿和你吻死在白焰灸骨的太阳光里 的台词。有些作家不仅在作品里表现莎乐美的精神和莎乐美式的人物形象,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身体力行,刻意模仿莎乐美的性格。白薇在给杨骚的信中说,啊,爱弟!你不杀我我要杀你。我非杀你不可!我是’Salome’哩,我比’Salome’还要毒哩。敁死在你美不可思议的嘴上比什么都好,我将死迷在你含情蕴娇的美嘴上。 这分明是王尔德所倡导的生活模仿艺术:用自己的生命实践莎乐美式的美学之死,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莎乐美在艺术舞台上之所作所为。梁实秋在《题壁尔德斯莱的图画》(1925)组诗中有一首歌咏莎乐美的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唯有你的嘴唇吻过的人头/将永久的含笑,亘古的不朽。 可见,把艺术看得高于一切,把生命浓缩在一个艺术的瞬间以求得永恒,是他们的共同理想。
三、刹那主义与艺术的瞬间
如前所述,佩特对生活与艺术的有过充满诗意的论述。让生活燃烧成炽烈的、宝石般的火焰的观点是对生活艺术化观念的最出色、最富于激情的表述。 他关于艺术给人以最高质量的瞬间观点在1920年代的中国也是广为人知的,特别是在这一批唯美主义者和倡导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中间。佩特这种对于生活和艺术的理解当时被余平伯等中国作家称之为刹那主义。 从中国作家对《莎乐美》的运用与模仿来看,他们完全接受了佩特关于万物皆流,唯有艺术的瞬间永恒的观点。其它作家批评家如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也都讨论过并极为赞赏这种只关注当前并追求感官上的极致的思想。 他们的散文也都是从日常生活的小事中阐发生活和艺术中的刹那主义。郭沫若则是中国最早介绍佩特的人之一。他发表过《瓦特·裴德的批评论》(1923)一文,简单阐述了佩特的文艺思想,并节译了佩特的《文艺复兴:艺术与诗歌研究》(1873)中的《前言》。佩特《文艺复兴》的《结论》部分也是这个时候翻译成中文的。从1922到1931年间,佩特的其它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包括《文体论》和关于音乐的论文和小说的片断;可见当时人们对他的浓厚兴趣。 而王尔德的莎乐美对瞬间美感极致的追求,对中国作家来说,正是佩特刹那主义的形象表述。
那么从今天的角度看,刹那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文艺思想和生活态度呢?它与当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有什么联系?首先,刹那主义所代表的是一种与现代性不同的时间观念,即对当前的强调和对过去以及未来的否定。当前成为被关注的焦点,与现在有关的一切,特别是审美,受到突出地强调。在这里,时间实际上已经停止,并且向空间形式转化。把当前与过去和未来切断并孤立起来的结果,就是主体对现在的体验其深度和强度极大地增加;感觉、视觉、听觉本身得到充分地发展。同时,客体的审美性质也大大加强。所以身体、物体等等都成为审美欣赏的对象而得到顶礼膜拜。詹明信在谈到精神分裂病人对世界的体验的哲学和美学意义时指出,由于时间的连续性被切断,对于当前的体验变得强而有力,极为生动而且’物质化’:精神分裂者面前的世界极为浓烈,具有神秘而压抑的色彩,闪烁着幻觉的力量。 詹明信正是从这个角度,出色地阐述了后现代艺术与后工业社会的必然联系。当代西方拼凑式的怀旧电影,约翰·凯奇无声的音乐片断,新句子诗派毫无联系的句子组合,所有这些表现的正是强烈的、分离的、物质化的瞬间,也就是西方学者所说的精神分裂式的生活体验。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莎乐美亲吻死者的头颅这种疯狂的举动就不难理解了。实际上这是体验生活一种方式,一种非理性的、常人无法企及的方式。而那些莎乐美的模仿者的言辞,包括白薇对情人所说的谵语,应该说是真实可信的。因为从精神分裂者的观点看世界,这种时间上的断裂,这种对于瞬间快感的追求不仅没有任何不合理之处,甚至完全就是正常的。 西方的学者主要是从后现代主义和消费社会的角度理解并阐释这种纯粹现在时的观念和瞬间快感的。詹明信认为这种时间观念的种种形式特点从各种方面表达了某种社会系统的深刻逻辑,即消费资本主义的逻辑。 无论这种对于当前的体验显得多么崇高,多么纯粹,多么就有审美和艺术的价值,从根本上说都已经被商品社会所同化而成为消费文化的产物。如前所述,现在西方唯美主义研究中有一派学者从商品文化的角度探讨唯美主义与社会的关系。雷吉尼亚·加尼尔在《市场的田园诗》(1986)
莎乐美之吻:唯美主义、消费主义与启蒙现代性
内容提要:王尔德的《莎乐美》是唯美主义的一部代表作 。这部诗剧表现出强烈的非理性主义和肉体崇拜,以及唯美主义当前即永久的时间观念,是英国文学中反对启蒙现代性的艺术作品。但是,莎乐美作为艺术形象以及《莎乐美》在中国上海的传播与接受却完全表达了商品文化的物化逻辑。中国唯美主义者在实际生活中卷进了当时都市文明和消费文化的海洋。不过,在郭沫若和田汉那里,唯美主义背后的商品关系和感觉的物化现象却被现代与传统的关系所替代。《莎乐美》体现的颓废主义瞬间观念被再生的现代性时间观念所置换。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莎乐美表现为一个反抗传统的启蒙主义艺术形象。
一、欧洲文化传统中的莎乐美形象
《莎乐美》(Salomé)说的是希罗底(Herodias)的女儿痴情于施洗者约翰,遭到拒绝之后请求父王将他杀死。希律王(Herod)要求她跳了七重面纱之舞,然后满足了她疯狂的爱欲。莎乐美最终以亲吻约翰的头颅而死。这个故事最早见于《圣经》,不过女主角是希罗底,她憎恨约翰,并怂恿女儿在舞后要求约翰的头颅作为回报。 这个版本一直延续到19世纪,海涅把希罗底的故事写进诗歌(Atta Troll,1841),已经加进了对约翰头颅的热烈的吻。福楼拜和马拉美也分别写过希罗底的故事(Herodias,1877)和诗歌(Herodiade,未完成),但这时的莎乐美还是一个幼稚的女孩子。 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居斯塔夫·莫罗为世人展现了一个热情、刚烈的莎乐美形象。莫罗富丽堂皇的莎乐美系列绘画在巴黎的沙龙(1876)和巴黎世界博览会(1878)上展出, 使无数文人墨客为之倾倒,为之感慨唏嘘。(图1)于斯曼在《逆向》中对莫罗的莎乐美形象有大段的描绘:忧郁、性感、艳丽、珠光宝气,俨然是淫欲的象征。 此后,随着王尔德的法文诗剧《莎乐美》在巴黎出版(1893)和上演(1896),比尔兹利为英文版《莎乐美》所作的惊世骇俗的插图在伦敦出版(1894),以及理查德·施特劳斯(1864-1949)的歌剧《莎乐美》在德国德累斯顿(Dresden)演出(1905),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莎乐美成为极具魅力的艺术形象并广为流传。那么,莎乐美在西方文学中意味着什么呢?它的流行有哪些历史文化原因?
图1《幻影》。居斯塔夫 · 莫罗作。1874-1876。于斯曼笔下的主人公德 · 艾散特对此画有如下描绘:面带忧郁、庄严、甚至令人敬畏的表情,她跳起了淫荡的舞蹈,旨在唤醒希律老王沉睡的感觉。她的乳峰上下颤抖,晃动的项链轻擦着硬起的乳头;钻石在她湿润的皮肤上闪闪发光;她的手镯、腰带、指环也闪烁不已;在她宏伟的长裙之上,珍珠镶边、银色的花纹衬出金光闪耀,宝石串起的胸铠燃烧起来,射出一束束火焰,在乌暗的肉体、褐红色的皮肤上滚动,如同一只巨大昆虫的幼虫。它光彩夺目的翅壳布满暗红色的大理石花纹,点缀着菊黄色斑点,钢蓝色斑点和孔雀绿条纹。
从文学史上看,莎乐美是从浪漫主义到唯美主义文学传统中一系列致命的女性(femmefatale)形象中的一个。这样的女性或神秘莫测,或激情满怀,通常是美丽无比但又冷酷无情。比如济慈《无情美女》中来去无踪的无名女性,梅里美的卡门(Carmen),戈蒂耶的克利奥佩屈拉(Cleopatra),福楼拜的萨朗波(Salammbo),以及斯温伯恩和邓南遮(1863-1938)笔下的某些女性人物。
到19世纪末,这些致命的女性形象,特别是莎乐美又带有浓厚的颓废、色情的特点,注重感官享乐,追求瞬间快感,对最初的浪漫主义形象有较大的发展和超越。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文艺运动发源于法国。法国拿破仑战争以后贵族阶层没落,中产阶级的市民社会崛起。 中产阶级的社会思想背景是工业文明及启蒙主义,相信社会发展,生活进步,历史前进。但是唯美主义者和后来的现代主义者对于这种基于工具理性的生活观、历史观并不认同,对奉行实用主义的中产阶级不屑一顾,视之为市侩、庸众。他们认为工业文明的发展并没有为人类带来幸福,理性之光也没有使人类摆脱野蛮与愚昧。相反,战争、杀戮、疯狂仍然主宰着世界。启蒙主义所允诺的美好未来非但没有实现,而历史还不断重复过去的邪恶。而唯美主义对理性不屑一顾,对启蒙理想百般嘲弄,对审美感性顶礼膜拜,对感官享乐疯狂追求。这正是历史虚无主义在文艺思潮中的回响。惠斯勒、斯温伯恩把法国的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思想带到英国,佩特和王尔德使之发扬光大,成为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先声。佩特对感性和艺术瞬间的礼赞影响深远,奠定唯美主义的理论基础。王尔德对唯美主义奔走实践:奇装异服,高谈阔论,语惊四座。而《莎乐美》则集中体现了唯美主义的思想观点和艺术特色。其中所隐含的注重当前和瞬间的时间观念,鄙视灵魂的非理性主义,推崇肉体的感性至上思想,使莎乐美在华丽的外表之下具有极大的思想深度,成为英国文学中反启蒙、反现代性的艺术形象。
但是这一反启蒙和非理性主义的艺术形象在中国却得到五四一代启蒙作家的厚爱。从郭沫若到田汉,从白薇到王统照,《莎乐美》的影响无所不在。当然,《莎乐美》也受到30年代海派颓废作家的青睐。叶灵凤、邵洵美、章克标、滕固对于西方的唯美主义的作品了如指掌,对西方的颓废主义心向往之。应该说,生活在大都市的海派颓废作家在思想上与《莎乐美》所表现的唯美主义更有相通之处。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进步作家,郭沫若和田汉,为何如此热衷于这一颓废派的经典呢?在他们身上,《莎乐美》所代表的反启蒙主义与五四启蒙精神是如何并行不悖,浑然一体而最终开花结果的呢?这就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莎乐美》在中国的翻译、演出及其仿作
根据现有的材料统计,《莎乐美》在1949年之前一共有七个译本,一个剧情梗概。 其中最有名的是田汉的译本,直到1980年代还不断再版。 田汉于1916-1922年间在日本学习,当时日本唯美主义之风正盛,田汉因而深受影响。他经常在东京观看西方话剧,有案可查的剧目就包括王尔德的《莎乐美》和《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 他还拜访过厨川白村,日本热衷介绍西方唯美主义的批评家之一。田汉是英国唯美主义批评家阿瑟·西蒙斯的热情读者,手边还备有一册他介绍法国文艺思潮的名著《象征派文学运动》(1899)以供随时引用。 他对唯美主义作家特别是王尔德更是情有独钟,甚至在教他妻子易淑渝英文时,所选用的课本竟是王尔德的《狱中记》(De Profundis)。 从那时起,田汉已经计划如何把《莎乐美》搬上中国的舞台。
《莎乐美》传入中国的另一个渠道是春柳社。春柳社于1907年在日本东京成立,而这一年正是王尔德的《莎乐美》首次被介绍到日本。根据日本学者的考证,《莎乐美》首先由Mori Ohgai 于1907年翻译成日文, 1909年又出版了其 它译本。1912年《莎乐美》首次由一个外国剧团(Allan Wilkie and Company) 在东京上演,1913年由日本本地的剧团搬上舞台。《莎乐美》的演出在日本受到极大欢迎,据统计,仅在1912-1925年间,《莎乐美》就上演了127场,有14位女演员在不同的导演指导下演出了此剧,掀起了一阵莎乐美热,甚至在年轻妇女中还流行起莎乐美的发型,而且在时装方面莎乐美也声名大噪。 看来,无论中国还是日本,《莎乐美》的流行都和都市商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样的艺术氛围中,春柳社受到唯美主义的影响自不待言。春柳社在中国话剧运动中举足轻重,而它从中获取养料的外国戏剧中就包括了王尔德的《莎乐美》。
1929年,田汉的梦想成为现实。由他执导、南国社演出的《莎乐美》在南京和上海引起轰动。施寄寒在《南国演剧参观记》(1929)一文中记载了1929年7月6日在南京首演的盛况:是晚全场座位不过三百左右,来宾到者竟达四百以上场内空气甚为不佳。敁沙乐美之布景颇称剧情。演员以扮演沙乐美者发音清楚动听,姿态亦有微胜之处。其余各角,皆未见过火而已。 由于当时观众太多,以致于剧场秩序混乱,所以从第二场开始,票价由六角提高到一块大洋。 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数目,因而遭到了群众的批评。无论如何,《莎乐美》在中国的演出是极为成功的。它的影响以及莎乐美作为艺术形象在中国作家心目中的位置,在《莎乐美》的追随者和摹仿者中可以略见一斑。
《莎乐美》在中国翻译出版和演出之后许多作家都把它用作自己创作的素材。夏骏在《论王尔德对中国话剧发展的影响》(1988)对此有详尽的介绍与出色的论述。 特别是剧中最后一个场景莎乐美亲吻约翰的头颅而死的情节对于中国作家有着极大的震撼力,成为许多人创作灵感的源泉。郭沫若在《王昭君》(1924)中设计了一个类似的结局:汉元帝捧毛延寿首,连连吻其左右颊,以分享王昭君留下的香泽。 王统照的《死后之胜利》(1922)也有《莎乐美》的痕迹。剧中画家何蜚士和女主人公都是艺术与爱的化身。画家临终最后遗言是胜利啊!厖艺术!厖生命的!厖你!于是女主人公不顾一切地吻其血唇。 这些莎乐美之吻意在表现美与爱所能达到的超现实的境界。
象这样受到王尔德和唯美主义的影响并表现莎乐美之吻的戏剧作品还有很多。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就是把情爱、审美与死亡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是用死亡来强化情感的深度与审美的强度,造成一种震撼人心的效果。比如在白薇以东亚某都会为地点的诗剧《琳丽》(1926)中,就有无限的爱美与欢愉,/要死在爱人接吻的朱唇上 这样的词句;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1929)中也有我愿和你吻死在白焰灸骨的太阳光里 的台词。有些作家不仅在作品里表现莎乐美的精神和莎乐美式的人物形象,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身体力行,刻意模仿莎乐美的性格。白薇在给杨骚的信中说,啊,爱弟!你不杀我我要杀你。我非杀你不可!我是’Salome’哩,我比’Salome’还要毒哩。敁死在你美不可思议的嘴上比什么都好,我将死迷在你含情蕴娇的美嘴上。 这分明是王尔德所倡导的生活模仿艺术:用自己的生命实践莎乐美式的美学之死,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莎乐美在艺术舞台上之所作所为。梁实秋在《题壁尔德斯莱的图画》(1925)组诗中有一首歌咏莎乐美的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唯有你的嘴唇吻过的人头/将永久的含笑,亘古的不朽。 可见,把艺术看得高于一切,把生命浓缩在一个艺术的瞬间以求得永恒,是他们的共同理想。
三、刹那主义与艺术的瞬间
如前所述,佩特对生活与艺术的有过充满诗意的论述。让生活燃烧成炽烈的、宝石般的火焰的观点是对生活艺术化观念的最出色、最富于激情的表述。 他关于艺术给人以最高质量的瞬间观点在1920年代的中国也是广为人知的,特别是在这一批唯美主义者和倡导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中间。佩特这种对于生活和艺术的理解当时被余平伯等中国作家称之为刹那主义。 从中国作家对《莎乐美》的运用与模仿来看,他们完全接受了佩特关于万物皆流,唯有艺术的瞬间永恒的观点。其它作家批评家如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也都讨论过并极为赞赏这种只关注当前并追求感官上的极致的思想。 他们的散文也都是从日常生活的小事中阐发生活和艺术中的刹那主义。郭沫若则是中国最早介绍佩特的人之一。他发表过《瓦特·裴德的批评论》(1923)一文,简单阐述了佩特的文艺思想,并节译了佩特的《文艺复兴:艺术与诗歌研究》(1873)中的《前言》。佩特《文艺复兴》的《结论》部分也是这个时候翻译成中文的。从1922到1931年间,佩特的其它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包括《文体论》和关于音乐的论文和小说的片断;可见当时人们对他的浓厚兴趣。 而王尔德的莎乐美对瞬间美感极致的追求,对中国作家来说,正是佩特刹那主义的形象表述。
那么从今天的角度看,刹那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文艺思想和生活态度呢?它与当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有什么联系?首先,刹那主义所代表的是一种与现代性不同的时间观念,即对当前的强调和对过去以及未来的否定。当前成为被关注的焦点,与现在有关的一切,特别是审美,受到突出地强调。在这里,时间实际上已经停止,并且向空间形式转化。把当前与过去和未来切断并孤立起来的结果,就是主体对现在的体验其深度和强度极大地增加;感觉、视觉、听觉本身得到充分地发展。同时,客体的审美性质也大大加强。所以身体、物体等等都成为审美欣赏的对象而得到顶礼膜拜。詹明信在谈到精神分裂病人对世界的体验的哲学和美学意义时指出,由于时间的连续性被切断,对于当前的体验变得强而有力,极为生动而且’物质化’:精神分裂者面前的世界极为浓烈,具有神秘而压抑的色彩,闪烁着幻觉的力量。 詹明信正是从这个角度,出色地阐述了后现代艺术与后工业社会的必然联系。当代西方拼凑式的怀旧电影,约翰·凯奇无声的音乐片断,新句子诗派毫无联系的句子组合,所有这些表现的正是强烈的、分离的、物质化的瞬间,也就是西方学者所说的精神分裂式的生活体验。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莎乐美亲吻死者的头颅这种疯狂的举动就不难理解了。实际上这是体验生活一种方式,一种非理性的、常人无法企及的方式。而那些莎乐美的模仿者的言辞,包括白薇对情人所说的谵语,应该说是真实可信的。因为从精神分裂者的观点看世界,这种时间上的断裂,这种对于瞬间快感的追求不仅没有任何不合理之处,甚至完全就是正常的。 西方的学者主要是从后现代主义和消费社会的角度理解并阐释这种纯粹现在时的观念和瞬间快感的。詹明信认为这种时间观念的种种形式特点从各种方面表达了某种社会系统的深刻逻辑,即消费资本主义的逻辑。 无论这种对于当前的体验显得多么崇高,多么纯粹,多么就有审美和艺术的价值,从根本上说都已经被商品社会所同化而成为消费文化的产物。如前所述,现在西方唯美主义研究中有一派学者从商品文化的角度探讨唯美主义与社会的关系。雷吉尼亚·加尼尔在《市场的田园诗》(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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