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文学评论论文是:漫谈大山里的文学——纳张元作品研讨纪实。

主持人：陈思和  张新颖  王光东
　　主持人的话  去年年底在肇庆召开的当代文学学会年会上，我作过一个发言，意思是说，我们今天热烈讨论的中国当代文学，是残缺的当代文学，它空缺了两大空间：一是台湾、香港、澳门的文学，一是少数民族文学。对于后者，也不是说这许多年来没有人研究，而是由于文字语言以及文化上的隔膜，我们主要面对的只是现代汉民族文化教育体制培养下的少数民族作家，以及用现代汉语写成的文学作品，尽管从这些作家的创作中，我们多少也能感受到某种非汉民族文化的异质性，但毕竟是间接和朦胧的，所以我用了“隔膜”这个词。何况，即使是这“间接和朦胧”的美学境界，也受到汉文化审美标准的严格筛滤，很难说能够真正解读出少数民族文学的异质性。
　　关于这个缺憾，我是有深刻体会的。1998年我着手研究当代文学史上的潜在写作，所列举的都是用汉文字创作的文学作品。当我在韩国作学术讲演时，有一位韩国学者就提出这个问题，据他提供，中国朝鲜族作家金学铁先生的长篇小说《二十世纪的神话》就是一部非常典型的“潜在写作”，金先生早年参加抗日联军，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失去了双腿，文革时期他深受迫害，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创作了这部批判意识强烈的作品。当小说用朝鲜文（韩文）在韩国出版后，被韩国学界誉为朝鲜族的“当代鲁迅”（朴宰雨教授语）。我对此只能感到惭愧，因为我托人从汉城买回这部小说时，面对韩文我仍然一筹莫展。由此推想，少数民族文学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盲点。
　　彝族作家纳张元先生是云南大理师专中文系的教师，又是一位创作了不少作品的小说家。1999年他在复旦大学进修，直接参与了我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修订讨论，关于非汉民族文学的章节，他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材料。复旦中文系师生曾为他的创作开过一个认真的研讨会，在会上提出了许多关于如何读解非汉民族文学作品的意见。严格地说，纳先生也是一位在“现代汉民族文化教育体制培养下”的少数民族学者和作家，他的创作和学术研究中，分明并存着与汉民族文化同质的“现代文明”意识与异质的本土意识，我们这次发表他的论文和一份研讨会纪要，都不能算是成熟的成果，只是想借此提出这个问题，引起学界的注意。
　　  陈思和
　　  新千年第一篇文章，2001年元旦晨
　　纳张元，男，彝族，1966年10月10日生。童年在千里彝山苍凉的古歌中泡大，上学后认识了一些“蚂蚁脚杆模样”的汉字，血脉深处的民族记忆逐步被唤醒，终于将种种思索与困惑凝固为文字。自十七岁发表习作开始，迄今已有《走出寓言》、《二月妹》、“飘荡的山魂”系列、“彝山纪事”系列等上百篇小说、散文发表。现任大理师专中文系教师。
　　以下为复旦大学部分教师和研究生在纳张元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主持人：
　　陈思和
　　参加者：
　　纳张元、张新颖、王友贵、柳珊、周伟鸿、蔡兴水、安承雄、黄红宇、钱亦蕉
　　陈思和：纳张元来自云南大理山区，审美感受和我们城市里的人可能很不一样。先请他本人谈谈自己的写作情况。
　　纳张元：我大学时写过一些作品，但都不是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没什么特色。一些编辑劝我要找准自己的位置，说一种题材往往决定一个作家。于是，我开始关注本民族的生活和文化。外面人看我们，更多看到一些美好的方面，我倒觉得许多东西值得反思。比如，人家觉得我们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我觉得这种道德观是极端贫困的产物；再比如走婚的习俗，往往造成男人的懒惰、暴力械斗、对妇女不负责任等现象。自己写自己的民族，可以如实描写，没有顾忌。《二月妹》发表后，被认为是代表了本民族年轻一代的觉醒。这些年来，我在创作上一直朝两个方向努力：一是在语言上找到自己的个性，二是不简单流于风情描写，而致力于文化反思。欢迎各位提出批评。
　　1.两种文化的悲剧性冲撞——启蒙话语的味道是否太浓？
　　王友贵：纳张元有一种独特的文化资源和写作资源，常常在小说里写封闭的彝山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冲撞。这种外来文化往往是汉文化，也有裹挟在汉文化中的域外“新玩意儿”。冲撞的结果，十有八九是悲哀的，似乎彝山文化已经十分脆弱，外来影响，哪怕是小到一条狗，都像是一场地震，一道眩目的闪电，震荡甚至改变着彝乡人的生活。但应该指出，虽然作者对本民族习俗文化持批判目光，他对汉文化却不抱肯定态度，小说中的“外来”冲击至少是突然的，不负责任的。
　　陈思和：读纳张元的作品，我有个总体感觉：他的作品里，1985年“寻根文学”的味道很浓，表现了人的两难境地。对陌生的东西反感、抗拒，但又承认它是文明；等回过头来批判家乡落后现状时，又不得不用这种文明作参照系。他对家乡所用的形容词大都很险恶，少了点温馨的感觉，从这里能感觉出我们非常熟悉的八十年代启蒙话语的背景。他要在多元的文坛上拥有自己的发言权，应该用更加宽阔的胸怀去看待两种文化的对立或对话。
　　《日子》这篇小说很有现代派的意味。它写了一对山寨老夫妇一天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一天也就是一世。这种即将逝去的生命，年轻人可能不屑一顾，它就像黄昏里的余晖，快要消失了，但摸上去还是温暖的，里面有很感人的东西。老人周围的东西，譬如小花母猪等，都是很有生命力的，用这些有生命力的东西来烘托两个老人，就使得他们也充满生命力了。好的小说令人感觉不枯竭，很温馨，《日子》就是这种小说。
　　《老叫驴》写一个到处跟女人调情的老光棍，很有意思。在写普通人物的时候，纳张元常常会不知不觉流露出民族的底气，这是很可贵的。但是结尾过了，文化馆的干部来收集民间文学，老光棍本来专门唱情歌的，这时却唱起了彝族史诗《创世纪》，获得大家的一致尊敬，这就成了一种教化的东西。不是说史诗不好，但不应该把史诗放在这样的场合。热比和老叫驴之间的冲突可以用民间化的方式写出来。
　　《走出寓言》寻根的味道太浓。整个山寨的氛围很阴森，然后两个代表现代文明的人进入这寓言，这种对比当中，概念化的东西太多。纳张元把传统视为神圣的东西大胆嘲弄，甚至亵渎了，这是对的，但他自己应该很有力量，把各种文化的因素都吸纳到自己身上。福克纳写家乡，背后有更广泛更坚实的民族的底气。要把人物放到阳光下面，给人以亮的感觉。
　　柳珊：纳张元的小说及其文字的魔力来源于他的根——千里彝山以及生活在那里的彝族人民，但因为他的叛逆意识过于强烈，或者说由于他对现代文明过于相信和憧憬，他不能认同祖祖辈辈也是他自己曾经身没其中的生活方式，所以他的启蒙反思不如“寻根派”的深刻公允。反而磨损了他的情感的动人性。当然，我们不是要求他像张承志那样为自己的民族性或宗教信仰而摇旗呐喊。问题是，他或许应该彻底地放松下去，真诚地感性地面对他的民族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命运。这命运像回荡在千里彝山中的情歌一样，千百年来不断重复，却又能不断给人以新的感动。
　　张新颖：与小说相比，纳张元的散文写得更拘谨。这是因为散文的理性控制力量更强，而不能被理性控制的部分他总是写得特别好。观念总要比生活原貌简单，它像一束光，只照亮生活的一部分，被阴影覆盖的那部分就无法进入视野中来。糟糕的情况下，遮蔽的部分比照亮的部分还要多。陈老师刚才提到福克纳，他在写自己的故乡约克纳帕塔法郡时，就特别强调民族忍耐的力量。
　　陈思和：一个民族能延续这么长的时间，背后肯定有某种心理上、物质上的东西支撑，这种看不出的力量在哪里呢？
　　蔡兴水：纳张元的作品描绘了山里山外两个世界。作者在这两个空间中追寻、游弋，似乎都感到不满意，于是他的目光常常显得迷茫、困惑，有种无所皈依的失落感。可他的批判又是浮在表面上的。他的作品大都靠故事来支撑起全篇结构，引发读者兴趣。他讲述的故事较为生动，但往往也很短促。光靠故事进行创作，我认为是不够的，一旦故事讲完了，作者还能给予我们什么呢？
　　陈思和：不！作家写作的时候千万不要老是想着要给予读者什么。《二月妹》这篇小说，故事很好，可是写得太简单了。在作者笔下，二月妹是彝族“姑娘房”文化的叛逆。由于她对这个文化产生了怀疑，一心向往外界，所以在她眼里，那些同族的小伙子都很丑陋。小说写到她的孩子被豹子叼走，隐喻着汉人在她身上留下的血脉也被这个文化所吞没。结尾，不能被本民族文化所容纳的二月妹，一旦进入汉文化中，就成了个漂亮、健全的人，整个寓意体现了汉民族启蒙文化的产物。每种文化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也必然有自己不合理的地方。把“姑娘房”这种民俗文化真正写透，就能给当代文化提供新的参照系。“姑娘房”这种现象，如果用汉族的、现代文明的或者是女性主义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肯定会遗漏很多东西。作为作者，就是要把遗憾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都写出来，把这种文化所有的矛盾、困惑、丰富性用艺术形象表达出来，不要遗漏什么，促使读者去反思自己的文化，而不要先入为主地去概括它。
　　钱亦蕉：大家都为他过多接受汉族文化的浸润而惋惜，认为根本不应用“文明”的眼光去批评山里人的“野蛮”。但是，如果我们能反过来想，纳张元实际上也是他们文化的反叛者，就像我们试图反思自己的文化一样，那又何必强求他作我们自己文化的反叛者呢？他对彝族文化的反思也是合理的，也是需要勇气的。
　　周伟鸿：我觉得我们可以不把汉民族文化／非汉民族文化作为对立的范畴来讨论问题，认为后者受前者的影响就一定导致自我独特性的丧失。反过来想一想，如果面对一位汉族作家受非汉民族文学影响写出来的东西，我们是否会基于类似的原因而忧心忡忡？我猜不会。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汉／非汉”的模式正与“中国／世界”的模式相似。“五四”以来新文学与旧文学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它带有了世界性的因素，自觉进入了世界文学的格局，我们都相信这显示了文学的进步发展而不是相反。我们的忧虑不如说是出于对汉民族文学自身的若干致命缺陷的警惕与反省。比如，“启蒙”作为一种“五四”知识分子作家创造出来的主流话语，使文学创作呈现出单调的准合唱局面，由此形成的要文学服从于某种现实需要或抽象概念的思维习惯更是流弊甚远。正因如此，我们格外希望从另一种文化氛围中产生出来的文学作为对上述文学痼疾的救助。
　　优秀的作家总是不仅面对本民族而写作，更是面对人类而写作。有这样的气度，是否可以接受外民族文化的影响就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老舍，沈从文，张爱玲，民族背景各不相同，但他们不约而同地在“齐声同唱”的局面中，充当了例外。他们都着意于在显在的“正统文化”之外，发掘沉潜于日常生活之中的“民族文化”，而在这一过程中，来自各自民族的“古老记忆”是不用去想就一直存在于他们的思想背景里，浸润于他们笔下的东西。也许正是有赖于这些“古老记忆”，他们才能够把耳朵从当时交响乐般宏亮的启蒙话语中解放出来，听到了别的，可能是更动听的声音。
　　2.乡土文学圣手沈从文——能为纳张元提供怎样的参照与启示？
　　安承雄：大概是因为我正在写有关沈从文的学位论文的缘故，越读纳张元的作品就越让我想到有着苗族血统的作家沈从文。纳张元的作品中，我最欣赏的是那还没被都市文明污染过的人民的世界观，它虽然具有蒙昧的一面（这也许只不过是都市人的价值尺度），但它提醒我们注意到人和人、人和自然的谐和的重要性，而且能让我们接近宇宙和人生的真谛。
　　纳张元是与沈从文一样想象力很丰富的人，而且善于组织千姿百态的想象的世界。不过，把他的作品跟沈从文作品相比时，总是让我觉得好像缺了什么东西似的。这主要是因为纳张元主要写了反映彝山、彝族生活的作品，却很少有反映他现在植根的城市的小说。沈从文是以写农村题材小说闻名的作家，但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大概一半的创作是城市题材小说。这就说明沈从文不是单纯地依恋农村朴素生活而写出农村小说，而是经历城市生活中灵魂的彷徨和挣扎的过程后写出来的。因此我们读沈从文的农村小说时，其内容虽然很单纯，而且与都市现实生活无关，但却让我们去思考忙碌的都市生活的意义进而深思人生的意义。沈从文优秀的农村题材小说离开他的都市题材小说是不能存在的。这就是辩证法的简单道理。所有的东西都有对立物存在，任何东西要发展应有与其对立物的斗争。对一个作家来说，他里面的矛盾越大越好，这决定了作家的创作能量。纳张元反映本民族生活和文化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文化因素，但这些宝贵的创作源泉，如果没有支持它的对应物，也许会失去方向，变成单纯的地域小说或题材中心的小说。不过应该有的对应物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也许是和沈从文一样把都市文明作为农村文明的对应物，或者是其他一些什么，这要由植根于现实生活的作家自己决定。
　　陈思和：安承雄是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并不是他真正的家园，而是在和城市的对抗当中产生的。
　　黄红宇：“乡土文学”的概念不能光从字面上理解，它不仅指向一种特定的写作题材，同时蕴含了作家特定的写作立场：只有走出乡土，置身都市，反过来激活种种血脉深处的民族记忆、风土记忆，这样写就的农村题材小说才算是乡土文学。所谓“激活”，包含了两种地域／文化空间的相互对话，相互指涉，由此产生的个人记忆必然是“诗与真”的结合。纳张元没有像沈从文那样，以近乎方志的写实风格营造出一个文学上的桃花源，但是，将故乡描绘成阴森凶险的梦魇之地，未必不能为乡土文学提供一种新的可能。
　　3.用汉语写作的彝族作家——纳张元能否颠覆汉语言的优势？
　　张新颖：除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外，纳张元的作品还让我感受到了另外一种冲突：尽管他是用地道、纯正的汉语写作，但也流露出对汉语的反叛意识，比如散文《永远的红房子》宣称：“把素有美名的汉字写得身败名裂”。这种语言上的冲突感能否有更自觉的表现？
　　陈思和：谈到语言，我想问一下：彝族有没有成系统的文字？你在用汉语写作时，有没有感到汉语和母语的冲突？
　　纳张元：彝族有成系统的文字，但我从小接受的又是汉语教育。在写作中，的确存在两种语言的冲突。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这种冲突感现在已不那么强烈。
　　陈思和：《老叫驴》开头的山歌：“石榴开花一大朵，没有老公来嫁我”，用彝文的语序怎么说：
　　纳张元：“花开得最大的那一朵是石榴，如果丈夫还没有就嫁给我来。”
　　陈思和：你对汉语掌握得非常好，像我刚才问你的这句山歌，你译得很好，从语言的流畅、句式的整齐、音节的谐和来说，是非常纯粹的汉语的诗。但反过来的感受是：你汉化得非常厉害。这种山歌能不能用彝文原有的语言结构来表达？如果仅仅凭借故事和民俗描写，你并没有和其他的汉语作家拉开距离。要对汉语言的优势予以颠覆，尽可能将土生土长的家乡语言的特征如实转换出来，给读者提供一种陌生的新鲜感。
　　张新颖：我想起一个作家——张承志。张早期的作品，包括《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也是非常流畅的汉语。但越到后来，他的语言越和通常的汉语不同，特别有表现力，和表现对象的语言特质相一致。这种语言有时很生硬，但很有力量。所以说，不应该为了迁就汉语而过多牺牲本民族的东西。
　　蔡兴水：纳张元娴熟地掌握了汉语的叙述技巧与语言结构，但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作者脱离了自己的母语，在汉语言中挣扎的痕迹。他的作品中，用词显得有几分吃力，已出现汉语词汇反复使用、屡次重现的匮乏迹象。为了摆脱这一不利境况，有两种可能：要么进一步汉化，反叛本原，遗忘本我，融入到汉语言中去劈开一条曲径，这对离开母语的写作者来说可能有一段磨合、调适的过程，但也并非没有成功的例子；要么摆脱汉语言的牵制，携带新质重建自我，回归母语，到亲爱的母亲河般的语言之流中去寻找妥帖的语词——那些让人读起来似乎没有汉语言流畅、顺口，但读后绝对能体味到彝语本色的独特语境、独特情怀的语汇，这或许是纳张元可能有所超越、有所建树的地方。
　　钱亦焦：刚才几位都说到纳张元的作品汉化得比较厉害，但我觉得他的作品特别在语言上还是很有彝族的独特色彩。可能是生性好山歌，他的语言很有节奏感，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比喻，这在一般汉族作家作品中是看不到的，而在他却是信手拈来。另外，他的文字流露着一种原始的野性的生命力，一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爽快，这完全是一种充满男性话语和情绪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