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文学评论论文是:试论关于王小波的文化想象。

    摘要：本论文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王小波的文化想象。自从王小波逝世之后，他就被形塑成一种"自由/特立独行[1]"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使他超离了作家的身份而具有文化（消费）符号层面的意义，这一部分我没有把关注点设定在文学界和学术界[2]对王小波的论述上，而主要以《三联生活周刊》和《南方周末》等为代表的都市文化报刊对王小波的评价与论述作为关于王小波的文化想象的关切点，具体操作是以它们对王小波逝世五周年的哀悼活动为解析的主要文本，重新坼解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都市文化的消费主体赋予了王小波"自由撰稿人"、"特立独行的人生哲学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和"具有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这也大致构成了"王小波"作为建构起来的文化符号在都市文化当中的所指涵义或另一种能指的滑动，通过这些论述可以从一个向度呈现出90年代文化图景中关于"自由"、"独立"和"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的一种叙述，或者说这是一种为王小波这个流行符号展开除蔽/除魅的活动，使其获得一种澄清的表达。

　　引  言

　　王小波的"意外"逝世，成为这个文学越来越不具有轰动效应的时代里终于出现的一次"意外"，我想这份意外的出现，是因为他的小说给不同层次的读者带来了不同的震惊与"文本的愉悦"[3]，阅读其作品获得的是一种主体意义上的"快感"，而这份快感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又由文本中所蕴涵的"欲望"构成[4]。当然，使其在文化层面上产生广泛的影响，与他在报刊杂志上以专栏作家/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写作的大量杂文/随笔有关。

　　王小波属于那种身前平寂，身后"热闹"的作家，当然，所谓平寂，并非真正的泥沉大海无人知晓，而是只局于有限的知识圈/批判界/文坛[5]。王小波生前在大陆只出版过一本书《黄金时代》（华夏出版社，1994年），当时并没有引起轰动，并且也是在"他两次荣获世界华语文学界的重要奖项--台湾联合报系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第13届和第16届）"[6]和在香港已经公开出版《王二风流史》之后才出口转内销到大陆，使他的作品正式登陆于大陆文学界，这也充分说明人们对于王小波的理解和接受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滞后性，试想要不是《黄金时代》在台湾《联合报》上连载并得奖，他的小说在大陆不会那么快就得以传播。不久，在由华夏出版社举办的一次关于王小波作品的讨论活动中，讨论者更多地把关注点集中在《黄金时代》的性描写上，也就是把该小说放置在色情与非色情的道德主义的论述空间中展开。虽然文学解冻（新时期文学）之后，有许多小说触及到一些性描写，但还没有像王小波这样大胆而毫不隐讳自己的性兴趣，并在小说中作性狂欢宣泄，这种对性器官、性行为、性快感的近乎白描式的展示在当时的文学界显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似乎有点低级趣味[7]。

　　但自从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心脏病突发意外逝世后，关于他的作品便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甚至突然成为了"都市文化"[8]的消费"经典"[9]，这可以从"王小波热"在图书市场上的火爆看出，而且除了他的成名作、杂文集、早期作品、剧本外，连作者生前的照片，也成为书商们挖掘王小波的图书资源之一[10]。可以说此时的王小波已经游离出自己的作品和作家身份，而成为一种可以充分被人们接受/误读的文化符号，并且是构造都市文化消费的一次成功的文化生产。

　　  关于王小波的文化想象

　　--《三联生活周刊》和《南方周末》的"王小波五年忌"的哀悼叙述

　　2002年4月11日是作家王小波逝世五年忌日，《三联生活周刊》（2002年4月15日出版，总188期）、《南方周末》（2002年4月11日）等杂志分别拿出"封面故事"和文化专栏，对王小波的五年祭日展开"追悼"活动。《三联生活周刊》的主题是"王小波和自由分子们"，《南方周末》打出的标题则是"沉默与狂欢"。如果《南方周末》把王小波的选题设计成一种接受学的叙述，那么《三联生活周刊》则依旧延续了把王小波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形象代言人继续对其展开追忆和哀悼，进而在话语层面上构成了关于王小波的文化想象，这种"想象"是一种缺席的在场（拉康），一方面王小波已经去逝，另一方面他也已被抽离了本原的意义，而在能指的滑动中被赋予或寄予了不同的所指内涵。

　　之所以选择这两家媒体作为考察接受/阅读王小波的文本，是因为本文的写作，也就是说关于王小波的文化想象并没有设定在人文学者接受/阐释王小波的层次上，一是这方面的论述比较少，二是他们关于王小波的论述不能构成王小波的轰动效应，而使其流行的知识层面主要在集中像《三联生活周刊》和《南方周末》这样即具有文化色彩，又代表时尚风格的"小资产阶级"（简称"小资"）或"中产阶级"或白领的都市文化报刊中。王小波生前曾是它们的专栏作家，其犀利的杂文随笔多通过它们向外传播，因此，王小波的大部分受众也凝结于此。可以说，这两家媒体与王小波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与其说是一种偶然的相遇，不如说是一种相互借重的过程，王小波作为文化资源能够成功地流行开来，与这两个媒体本身的趣味和文化倾向有关，正如霍尔说过"媒体在构造和形成它们所反映的事物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并非有一个’外在的’世界自由自在地存在于再现话语之外，’外在的’事物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它的再现方式所构成的"[11]，在这个意义，考察《三联生活周刊》和《南方周末》这两家媒体对王小波的叙述，应该是比较切近王小波作为都市文化符号层面的意义，从其论述中可以看出王小波究竟在什么意思上被认识、接受并流行的，这是我选择这两个考察文本的主要原因。

　　都市文化或都市时尚，是一个不准确的命名，但似乎又很难描述像《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新周刊》等这些存在于北京、上海等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大都市"里的文化载体或形态，它们几乎都是在90年代初期或中期完成市场化的文化定位，也就是不以高高在上的掌握或传播文化的"精英"[12]为立场，而是针对主要生活在都市（在某种程度上指中国仅有的几个大都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当中同时具有一定文化水平而且收入属于中上层的白领阶层（当然白领文化的被构造又与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中产阶级想象有关）或文化青年为主要的消费群体，并且不断地形塑一些具有文化义涵的流行符号如罗大佑、周星驰、王小波、卫慧等构造其消费主体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这是一种即不同于纯学术或纯文学的文化形态，也不同于在小城市、县城或城乡结合部区域广泛流行的极其庸俗的另一种大众文化，我在这里姑且称之为都市文化，在这个意义上，王小波无疑是都市文化的产物与成功的案例。  　　而都市文化的消费主体是一些具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或中产阶级文化品味的群体，或者说他们被充满想象地构造成或指认为都市文化的消费主体。"小资"来自于小布尔乔亚，是具有社会主义文化色彩的词汇，而在中国的社会主义语境中指那些懦弱、犹豫、不坚定、两边倒的知识分子形象，带有贬义的色彩，但进入90年代，伴随着确乎的消费主义或消费时代的呈现，"小资"又成为都市文化或消费都市文化的主体，在某种程度上特指高校学生或"流浪"（不占有经济资本但拥有文化资本的漂者/边缘文化人/自由撰稿人）在社会文化空间里的文化青年，这时，"小资"这个称呼已经去污名化了，但还是有一点讥讽的意味在；而"中产阶级"  或是更为准确的说是有消费力的阶层是一个在90年代文化空间中具有多重想象的词汇，无论是精英知识界还是都市文化都把"中产阶级"挂在嘴边，中产阶级不仅作为一种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美国）的中坚力量，更成为社会稳定、民主政治的代名词甚或一种美国式的中产阶级占社会大多数的橄榄形社会的政治乌托邦，而中产阶级又与消费社会/消费主义[13]紧密相关，或者说互相衍生，进而在渴求中产阶级的背后又导致了对于消费社会的文化构造和消费主义的大力提倡，把"进入"消费社会或时代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理想即建立在"发展主义"[14]逻辑下的现代化之路，而消费社会并非一种历时的叙述，而恰恰是共时的存在。可以说这种主要建立在对美国社会的想象即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形态的描述成功地替换或填补了共产主义理念的设想，而成为确乎可行的现代化（因为美国确实存在而且如此稳定与强大）的方案。这里姑且搁置把美国简单地等同于中产阶级主体的描述已经存在着逻辑简约化的危险和误读，可以看出，在这份"中产阶级"想象与渴求的背后，不能不说它一方面反映了全球化时代对于美国的彻底的认同感的确立，从而遮蔽了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和实行全球政治霸权与经济新自由主义[15]政策的积极推动者的本质，另一方面也成功地遮蔽了中国的阶级分化与剥削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中产阶级成为"先富起来"的新阶级合法化的外衣和借口，也成为掩盖阶级矛盾和阶级分化的修辞策略。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小资和中产阶级也构成了都市文化消费的阶级背景，正如布迪厄认为文化偏好是"有阶级背景决定的，文化知识或文化’资本’是强化和提高社会阶级地位的一种手段"[16]，只是在中国还不太完善或成形的都市文化中，其消费阶级不太容易被明确地指认出来或者说正在形成当中。  　　把王小波放置在都市文化的语境里讨论，我要提出的问题是：这些关于王小波的论述的文化想象到底是什么？这些论述又是怎么操作的？它的论述形式、内容及方向是什么？作为一种文化想象，它的来源是什么？我深层的理论关切是：透过这些论述，看到人们在王小波身上寄予了怎样的文化想象，并希望能够获得一种关于对90年代文化图景的叙述，因为王小波本身就是90年代错综纷繁的文化图景中的"网中结"[17]。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部分的核心分析点摆在文化想象层次，力图透过对这些论述的分析，来拨开王小波这个文化符号的构成及意义/能指的展示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关注论述者的书写动机，而我的分析也将不受限于文本的内在性，因此，在方法论的层面上，我不把这些论述视为具有关闭性、结束性的文化商品，而是企图透过分析层层拨开这些论述中所结合的多重文化资源，可以说，这种对王小波的除蔽/除魅的活动是一种反王小波的论述，至于有没有抓住尺寸，就不是我的欲望所能够主导的了。

　　第一节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在王小波逝世的这五年里，他的名字晓喻文化圈。如上所说，《三联生活周刊》纪念王小波的标题是"王小波和自由分子们"，所登载的八篇文章[18]，其题目就多次使用"自由分子"（《一个自由分子》、《熵增时代的自由分子》）、"自由一代"（《自由一代的阴阳两界》）、"自由主义分子"（《一个自由主义分子的成长史》）、"知识分子"（《王小波作为知识分子》）等名词，而在八篇文章之外又附录了一篇名为《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文章，此文不在杂志的目录之列，或许因为该文没有论述王小波而不方便放置到"封面故事"的主题当中，但却直接赤裸裸地罗列出诸如"自由"、"自由派"、"自由主义"和"自由分子或自由文人"等概念的"字典"式解释。显然，王小波已经不再是王小波了，而成为"自由分子"或"自由知识分子"的代名词了，这里，暂且搁置王小波把自我指认为/命名为"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而把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这些关于王小波的论述中"王小波"是以"自由知识分子"的角色/功能上场的。下面我将从中挑选出几篇文章逐一解读，看看王小波是如何在五年之后依然被形塑为自由分子或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言人的，或者说所谓的"自由"究竟是在一个怎样的逻辑下被论述/建构出来的。

　　1、体制之外的自由

　　《一个自由分子》[19]作为《三联生活周刊》展开王小波论述的第一篇，首先引用了王小波的一篇杂文《有关克隆人》中的一段，其内容延续了王小波杂文的一贯风格：充满智慧的黑色幽默，但与"一个自由分子"的论述没有什么关系，论述者[20]引用该文的原因，也许因为这是一篇关于王小波的许多文集或全集当中被遗漏的，而论述者指出该文曾发表于1997年第七期的《三联生活周刊》上，似乎暗示出王小波与论述者所在的《三联生活周刊》之间具有非同寻常的关系，进而获得一种论说王小波的合法性/正当性/权威性。

　　论述者这样定位和评价王小波："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他避免与既有制度发生关系，即便他对这个世界有所妥协。"其中"独立"、"自由职业"、"知识分子"被轻易地并置在了一起，它们仿佛是可以互相形容和指涉的概念，而恰恰就是这三个词成为人们认知王小波的基本逻辑：由小说家到辞职成为"自由职业"者即自由撰稿人，也就是"独立"于"既有制度"，然后成为具有独立/自由品格的"知识分子"。暂且不讨论自由/独立怎么会成为"知识分子"的修饰词，也不追究为何在知识分子的品格当中单单强调自由/独立，以及这里的自由/独立在一个什么样的语境下得到界定，其所指又是什么意思。

　　显然，"自由职业"在这里特指王小波作为"自由撰稿人"的身份。"自由撰稿人"的称呼是一件具有中国本土情境的事情，这个概念主要指不隶属于固定工作单位，没有固定工资收入，又以写作作为职业和经济来源的人[21]。在英文中，"Freelance"特指那些没有正式与出版社签约的作家，它是一种正当的职业和选择。可是，在中国语境中，人们谈论"自由撰稿人"强调的是一种被高度抽象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自由"的身份或者说想象，而不是作为一种职业的存在状态。这个词在浪漫化的叙述下，显然遮蔽了"自由撰稿人"在脱离了单位（失去了固定的经济来源）走向"自由"之后，所必然要倚重的另一种压制/禁锢的力量即市场/经济的事实，这也正是王小波从中国人民大学辞职后，依然可以依靠给像《三联生活周刊》这样的媒体生存下去的原因。  　　在论述者眼里"既有制度"指的是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单位体制，而"自由"则成了逃离体制的简单作为，似乎脱离了体制，就可以获得海阔天空一般的"自由"，或者说在这种关于"自由"的描述中，单位/政治体制被简单地作为了一种压制/禁锢的力量，而忽略了市场/经济作为另一种体制的宰制力。如果进一步追述，这种逃离体制即获得自由的想象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80年代初面对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政治反思的思维。进而在这种思维下，盲目地把经济市场化作为一种解救/自由的力量，认为在市场里边人的主体性可以获得解放和确认，但是进入90年代（尤其是1993年以后）全面市场化之后，知识分子不仅没有获得想象中的自由和解放，反而被日益边缘化，显然在论述者那里没有对经济/市场的利益逻辑做出必要的反思，而是陷入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当中，把简单地脱离体制看成"自由"的所指，而忽略了逃离体制之所以可能是建立在经济市场化的事实之上，这种"自由"的获得即不是为了理想的浪漫化举动，也不是一种决绝的悲壮。

　　接下来，论述者引用了J.B.伯里的《思想自由史》中对于"自由"的理解："有一个完全可由人力获得的精神进步与道德进步的最高条件，就是思想和言论绝对自由"，然后把这种"精神自由"转换成了一种"过自己能支配、主宰自己生活的日子，对任何希望影响别人的意识形态把戏失去兴趣"的叙述，可以看出，这里的"自由"与上面提到的"自由撰稿人"的"自由"是一个意思，即一种处于制度/体制之外的真空状态，或者说绝对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论述者有效地把王小波所谓的倾向于"精神自由"的状态/心灵，物化为逃离体制的体现和行动，或者说一种生活态度的描述，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后面几篇文章中对王小波的"特立独行"的阅读和论述上。

　　2、自然本能与自由

　　《王小波的精神家园》[22]中没有太多议论的内容，而是采用回忆性的笔调与口味来完成一种生者对逝者的追忆。论述者朱伟作为《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始主编，曾是王小波的朋友兼合作者[23]，以这样的身份来展开论述并获得论述的合法性，显然不可能采取冷冰冰的阐述方法，而是在回忆往事的过程中夹杂着自己对王小波的了解和认识，可以说朱伟完全站在与作者有相当程度交往的读者的角度，带有情感色彩地贴近王小波，保留了一份可贵的亲切与质感，或者说从这种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印象/经验式的批评中更能找到论述者是从何种角度来接受王小波的。

　　论述者写到："而我以为，他所震撼我的是在那种压抑得人只有窄小生活空间、不允许有任何个人选择的社会中，对个人舒展、张扬的生存方式畅快淋漓的向往。在王小波看来，一棵小草的生长与一匹公马的发情都没有目的性，人生存的许多欲望都是极为自然的事情，人要能自然并按自己意愿而不被别人束缚地活着，就能把自己舒展在午后的阳光下……这其实是《黄金时代》最重要的价值"，然后论述者进一步阐释到"那是一种一切让阳光耀得很亮很亮的感觉，是一种挣脱了一切束缚的自由呼吸。但即使王小波自己，在当时也不能不承认他的这篇小说只是通过写压抑中的性的自由，来写人的自由。"这里暂且不深入讨论王小波小说中的性描写究竟在一个什么样的层面上展开，也先不对此处的性/权力/政治之间关系进行福柯式的读解。在论述者笔下，"自由呼吸"或"人的自由"的获得是建立在王小波的叙述符合人的"自然状态"即像"欲望都是极为自然的事情"的逻辑上，也就是把性本能指认为自然的和自由的状态，这里的"自然而然"的本能存在成为拥有"自由"状态的似乎是自然的理由，从而实现了由"自然"到"自由"的推论，进而暗示出"自由"即自然而然的意思，或者说"自由"就是符合了人的自然本性/本能，不受"一切束缚的自由呼吸"，也就是释放本能、不压抑本能使本能按照自然的逻辑发展就叫做"自由"。

　　后文论述者还进一步引用朱正琳的观点："王小波写’文革’而超越了’文革’，因为他通过性真实反映了人的生存状况，因为人与人的关系都社会化了，只有性关系还保留了社会与自然的双重性，他通过性表现了自然的事实。"[24]从这段间接引语中，能更清楚地看到把王小波小说中的性描写理解为一种自然本能的意图，进而回归到这种本能状态就成就了自由的可能。朱正琳把"社会"与"自然"放置在一起，其背后的逻辑是把"社会"看成不自由/压制/禁锢的代名词（这里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暗指中国的政治体制），而与此对立的"自然"就成了"自由"的别称，姑且不谈"自由"的概念是多么的社会化而绝不属于自然的范畴，但可以看出，此种社会/自然的截然对立的逻辑，与上一节中体制内/外的压制/逃离压制的二元对立的思维一致，所以说，本文中关于"自由"的叙述虽然借重了"自然"这个概念来展开，但与《一个自由分子》在论述逻辑上没有本质区别，如出一辙。

　　进一步说，把性本能看成自然的，进而描述成自由的逻辑，与中国近现代或社会主义时期以来的一种日见高涨的道德禁欲的文化形态有着密切的关联，姑且不讨论在中国古代性文化作为俗文化在常识领域中已经获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