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现当代文学是:文学中身份印痕的复杂与魅力。

　　本文以身份意识作为进入文学文本的路径，论述对身份的寻觅、认同意识在文学叙述和描写以及艺术魅力形成中的作用。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对郁达夫的《沉沦》(1921年)、宗璞的《我是谁?》(1979年)和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6年)进行身份认同的解读，并且力求能够证明，第一，在主要以知识分子生活和体验为艺术表现对象的文本中，身份认同尤其是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更为突显。对于文学描写来说，也是更为丰厚的资源。人是文化造就的动物，而身份是人对自己与某一种文化的关系确认。对身份认同是一种心理现象，也是一种心理过程。任何人群中的人们，比如说工人、农民、市民，都会有这样的心理需求，但是，因为知识分子对人生的体验，会有更多的文化因素的渗入，对自身的归属和对文化的认同感更易于被他本人所意识到，在心理空间中更易于留下痕迹。第二，身份认同是一个语境式的问题。由于一个人可以属于不止是一个群体，因此在特定的语境下(也可以说是在主要矛盾的突显下)他会选择认同某一身份，也就是归属于某一群体成为他的主要指向。换个角度说，就是身份认同可以分为许多种，从我们所分析的三个文本，主人公的体验主要是对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以及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同。第三，在同一个大概念的身份认同的属类下，由于认同主体(在小说里就是体验的主人公)所处的自己与对象的结构内容不同，认同的内容也会是不同的，也就是会出现不同的归宿要求。比如对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就有不同层次的差别。同时，认同是一个漫长的心理过程，历史、时代思潮、观念的变化都会影响到认同的内涵的差异，所以，对某一种身份的认同，其实，也可以说是对这种身份的建构。比如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同中的不同内涵。

　　一、《沉沦》之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

　　所谓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在心理学上说，是在诸种所属群体里，激活对自己所属的民族这个群体的忠诚、归属感和身份的自我。这种激活的背景，一般是在民族间或民族国家间发生事实的联系，或者发生文化冲突的时候。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是在不同民族关系框架中进行的。比如，我国多民族文学的框架中，某一少数民族文学对自己民族形象的塑造，对自己民族情感的体验，对文化身份的强调、认同和艺术表现愿望等。而当作家以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为情感背景，描绘跨民族和跨文化交往中的情感体验时，则是另一个层次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郁达夫的《沉沦》中的主人公“他”所经历的文化身份认同即属于后一个层次的。

　　小说叙述一个中国留学生“他”在日本的经历和体验。“他”所处的时代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而且又经历了八国联军对中国的瓜分后的时代。作为积贫积弱的中国青年，“他”原本就有早熟的性情，这种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绝不相容的境地去”，随着大哥来到日本之后，“他”竟然发展到抑郁症。“他”在人群中感到的是孤独、忧伤、自卑，尤其是在女性面前，一方面渴望获得女性的青睐，另一方面又自卑、忧郁。随着青春欲求的萌生和发展，对于异性的关注、追求和追求中的受挫感和失落感，日益加深地折磨着“他”。他将自己受挫和失落的痛苦体验和祖国的积贫积弱联系起来。每当“他”失意时，就归咎于自己是“支那人”，愤慨地说：“狗才!俗物!你们都敢来欺侮我么?复仇复仇，我总要复你们的仇………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作了情人吧。”

　　这种极为失落的情绪，以及和对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的眷恋而又怨怼的情感体验，具有怎样的典型意义呢?一方面，“他”的民族之根毕竟在中国，华夏文化滋养了“他”，他的精神归宿理当在中国和中国文化之中，可是另一方面，此时的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是处于弱势的、被异邦他国所歧视的国家，“他”在跨民族和跨文化的情境中，必然感到若有所失，似乎生活总不在“他”的身边，而在别处。这是小说主人公的体验，也是作家本人体验的投射。郁达夫在《忏余独白》中说自己“因为对现实感到不满，才想逃回到大自然的怀中，在大自然的广漠里徘徊着，又只想飞翔开去;可是到了处固定的地方之后，心理的变化又是同样的要起来，所以转转不已，一生就只能为Wanderlust的奴隶，而变作着一个永远的旅人(Aneternal Pilgrim)”。对于这种总是追求别处的生活，而对现实所处失望、悲观，郁达夫自己认为是一种天性。而我们在对《沉沦》的文本分析中更愿意认为，这是在跨民族和跨文化交往中，作为弱势国家和民族的人们的一种带有普遍性意义的心态和个人命运。

　　主人公“他”在失落情绪中生发出的对故国的眷恋和怨怼，与中国文学传统中哀婉、凄凉的风格有着内在的联系。或者说，民族传统的审美情趣在20世纪初远在异国他乡的年轻人心理引起子文化的回应。文本中多次出现月亮意象。“露是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叫吹箫?”(杜牧)这些蕴涵着凄凉、悲伤、离别的意味早已沉潜在人们的美学感受中，所以，《沉沦》中出现的“半轮寒月，高高挂在天空的左半边”，“月光射到他的面上，两条泪线倒变了叶上的朝露一样放起光来”。身在岛国的“他”和故乡共着一个月亮，月亮寄托了“他”对祖国的思念，“他”看到，在西天青苍苍的天底下，有一颗明星，在那里摇动。他自语到：“那一颗遥遥不定的明星的底下，就是我的故国，也就是我的生地。我在那一颗星的底下，也曾送过十八个秋冬。我的故乡吓，我如今再不能见你的面了。”向往回归祖国，可是回归祖国后，“他”还会生出别样的失落，这是那个时代国家积贫积弱，而游子在他国经验了新兴现代性文化之后所必然的。小说的叙述逻辑已经将这样的可能展示给读者了。后来，郁达夫在《忏余独白》中说过自己：“兴浓浓地我就回到了上下交争利，先后不见人——是‘人少畜生多’的意思——的故国。碰壁，碰壁，再碰壁，刚从流放地点遇赦回来的一位旅客，却永远地踏入了一个并无铁窗的故国的囚牢……到此我才领悟到了彻底。愁来无路，拿起笔来写写，只好写些愤世疾邪，怨天骂地的牢骚，放几句破坏一切，打倒一切的狂呓。越是这样，越是找不到出路。越找不到出路，越想破坏，越想反抗。这一期中间的作品，大半都是在这一种心情之下写成。”郁达夫的失落，这段话印证了《沉沦》中“他”的文化身份认同的惶惑和无所归依的时代性。

　　这样现代意义上的飘零感，渗透在文本的叙事风格中。虽然采用第三人称叙事视点，却是第三人称小说中内聚焦叙事(注：所谓内聚焦概念，来自小说叙事学家热奈特，热奈特发现，在20世纪初以来的第三人称小说中，叙述者常常放弃自己的眼光而转用故事中主要人物的眼光来叙事。这样一来，叙述声音与叙述眼光就不再统一于叙述者，而是分别存在于故事外的叙述者与故事内的聚焦人物这两个不同的实体中。)。小说中景物的描写大多出自于主人公的眼光所见，那些景物都是“有我之境”，带有凄凉、失落的感情色彩，比如对月亮的描写;聚焦人物的行踪则是顺着人物的心理走向而外显的结果。“秋天又到了。浩浩的苍空，一天一天的高起来。他的旅馆旁边的稻田，都带起金黄色来，朝夕的凉风，同刀也似的刺到人的心骨里去，大约秋冬的佳日，来也不远了。”但是“同刀也似的”等字眼，显然有一个体验的主体存在而使之然。主人公“他”的眼光已经渗透到或者代替了叙事者的眼光。虽然故事外的叙述者似乎还存在，但是叙事眼光却存在于故事内的聚焦人物“他”的身上。“他”带着读者一起前行在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心理旅程中。在当下的全球化过程中，“他”是个可以反复地被当代中国人不断体味的艺术形象。

　　二、《我是谁》之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

　　宗璞1979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我是谁?》，因为形而上地提出“我是谁?”的询问，而具有不断地解读和再阐释的可能。在这篇小说里，宗璞用第三人称深情地塑造了一个女性知识分子韦弥的形象，刻画了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精神上极大的伤害之后的苦闷、绝望，以至最终走向选择死亡的心路历程。宗璞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耳濡目染于知识分子的操守、人格和情操，她和她的父亲冯友兰乃至家人，中国知识分子在半个多世纪里所可能经历的一切。这种生活积累和情感积累，成为她描写韦弥的丰厚资源，也成为她切入肺腑般地询问“我是谁”的思考根据。但是，韦弥毕竟是宗璞笔下的人物，我们依然从文本入手，分析这个人物所可能给予我们的。这篇小说诞生之后正值我国政治运作轨迹的伤痕和反思阶段，这样的思潮性背景，形成了对这样作品解释和理解的语境：那就是，是对极左思潮和历史的控诉、声讨，乃至反思(政治性的反思)。而我们现在试图从身份认同的视角分析韦弥。

　　韦弥在被人们斥责为大毒虫，回到家里看到丈夫孟文起吊死在厨房后，失神落魄地冲出家门，摔倒在路旁，又受到冷漠的斥责，在神经质般地追问“我是谁”的痛苦中投向湖水。在韦弥整个痛苦体验中，有两个意象是饶有深意的，第一个是大雁。韦弥将作为知识分子的自己和迷路的大雁对应起来，产生了隐喻意味。痛苦中，她看到了迷路的大雁，是的，“它们迷了路，不知道应该飞向何方。韦弥一下子跳了起来，向前奔跑。她伸出两臂，想去捕捉那迷途的、飘零的鸿雁”。“她觉得自己也是一只迷途的孤雁，在黑暗的天空中哭泣”。为什么会将自己喻为孤雁?在韦弥的意识屏幕上有一段闪回式的叙述：韦弥和丈夫孟文起在解放初，从国外回了到祖国怀抱，他们曾经“飞翔在雁群中”，而那时，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心里是安然的。从韦弥的意识或者也包括潜意识，是将自己和像母亲一样的祖国联系在一起的感受、认同的。他们的安然在于能够为祖国贡献力量。韦弥如今的失落、不知道自己是谁，皆因为母亲消失了，自己才无所认同，无所归依。她回忆到自己曾和丈夫孟文起，努力“把自己炼成干将、莫邪那样两口斩金切玉的宝剑，以披斩科学道路上的荆棘。剑是献给母亲的。可是如今剑在哪里?母亲又在哪里”?这是在一个扭曲了的世界里的呼唤。

　　第二个意象是虫子。和孤雁的体验联系的，是虫子的消极痛苦的自我感知。或者说，因为如今自己成了虫子，而有了孤雁的断零体验。在韦弥模糊的意识中，自己是一条大毒虫，何止是自己，“韦弥看见，四面八方，爬来了不少虫子”，这些虫子还发出了“咝咝”的声音，韦弥能听懂这“咝咝”的声音，它们说的是：“我——是——谁?”如果说，大雁由过去时态中是与雁群合而为一的，所以即便在韦弥现在时的断零体验中，也依然是肯定性的形象。而大毒虫，没有与任何有价值的事物相联系，并且因为成为了大毒虫后而失去和雁群联系的可能性，所以是否定性的形象。大雁是飞翔的，而虫子是爬行的。失落的形象和现在的存在状态构成极大的反差，更加深了韦弥的“我是谁”的身份询问。

　　如果我们深入思考韦弥的体验，会发现她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同，其背后的以自我归依为母体式的思维方式，将自我依附于另一个有价值的实体，“我是谁”是在另一个有价值的实体那里得到回答的。从这个设想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中国传统中身、家、国的层层被包容、综合为一体的文化底蕴。韦弥的痛苦主要来源于“信念伦理”，而信念伦理曾经支撑着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韦弥和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信念伦理”，主要内容是将自己的信念和祖国的前途、人民的理想联系在一起，以此作为自己人生的支柱。可是在韦伯看来，信念伦理是不问后果的，它所能意识到的唯一“责任”，是“盯住信念之火，不要让它熄灭”。而更可贵的是“责任伦理”，责任伦理采取审时度势的态度，不但要求为自己的目标作出决定，而且敢于为行为的后果承担起责任(注：“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思想来自马克斯·韦伯。见冯克利：《时代中的韦伯一代译序》，转引自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第8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从韦弥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我们可以再设问一下：“我是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除了和祖国联系在一起之外，是否还应该有别的独属于自己的内容呢?

　　韦弥对自己身份的问题的呼唤，是个时代性的问题，时代氛围、文化背景、接受视野不同，对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理解。作为本体论的文化身份，是个矛盾的多侧面的混合体，从心理学上说，存在一个时而激活此一种时而激活彼一种的对于群体的忠诚或身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