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国际政治论文是:邓小平与1977年之后的中美关系。

　　〔内容提要〕本文对1977年之后至90年代初，邓小平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和策略进行考察和评估，认为邓小平的决断是促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出发，努力促进中美经济贸易的发展，不仅为中国引进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而且为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构筑了一个新的战略支点。邓小平在1989年中美关系跌入低谷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对策，使中国在西方的制裁面前，稳住了阵脚，并成功地把中美关系稳定在一定的战略水平之上。

　　关键词：外交/中美关系/中国对美政策/邓小平

　　邓小平自1977年在中国政坛再次复出后，即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的主要决策人。从对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作出决断，到积极促进两国经济贸易的发展，直至处理1989之后的棘手事件，他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起伏不定的中美关系，他探索出的一整套对美战略和策略思想，不仅对促进和稳定当时的中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人们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和处理当今的中美关系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本文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对邓小平与1977之后的中美关系进行考察，并试图总结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历史经验。

　　一、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但双方因为台湾问题，一直未能建交。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曾对中方做出承诺，要在其第二届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但尼克松连任总统后，因受“水门事件”的影响，无法实现诺言。福特继任总统后，在台湾问题上仍然是举棋不定，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陷入了僵局。这种局面直至卡特总统上台初期仍然未有根本性的改观。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拖的方针，以维持中美关系的现状，构成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1977年，随着邓小平在中国政坛的再次复出，打开对美谈判僵局的艰巨任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1977年8月，为寻求解决久拖不决的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美国总统卡特派遣国务卿万斯(CyrusVance)对中国进行一次“探索性”的访问。8月23日，万斯在北京向中国外长黄华提出，美国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中美建交后“必须通过一项非正式协定，让美国政府人员继续留在台湾”。万斯还表示，在适当的时候，美国将公开声明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希望中国“不否定这一项声明，也不要发表任何有关以武力解放台湾的声明”。CyrusVance，HardChoice：CriticalViewsinAmericanForeignPolicy(SimonandSchuster，1983)，pp.82-82.

　　邓小平与1977年之后的中美关系美国研究万斯的这个方案不但没有在中美关系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而且从实质上看是从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倒退了，因为它是变相要求中国以默认的方式，承诺不对台湾使用武力，而“让美国政府人员继续留在台湾”实际上等于再次提出了曾被中方否定的“倒联络处”方案，即中美间的联络处升格为大使馆，而美台间的“大使馆”降格为联络处。这与中方的要求相去甚远。

　　为了全面阐明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原则立场，邓小平于8月24日会见了万斯，并且坦率地指出，“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台湾问题上有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按日本方式。老实说，按日本方式本身就是一个让步。现在是要美国下决心。民间来往，我们可以同意。你们这个方案，集中起来是两个问题。第一，你们实际上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实际上还是干涉中国的内政。第二，你们提出不挂牌子的大使馆，实际上是倒联络处的翻版。我们对这个方案是不能同意的。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我们准备按三个条件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用武力解决。……《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万斯时的谈话》，1977年8月24日。

　　这次中美会谈虽然未能就台湾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对双方熟悉和了解对方政策的底线是有帮助的，特别是邓小平在坚持中美建交三项条件方面的坚定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美国政府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较大让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1978年春，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出现了新的转机。这首先是由于美苏关系出现了波折。美国国内的舆论中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观点认为，苏联因“缓和”单方面获了利，而美国却吃了亏，从而对美国的对苏缓和政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怀疑。这种情况促使美国政府重新关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因为，在美、中、苏战略三角关系中，虽然中国的力量最弱，但却能起到重要的“平衡”作用。为了对付苏联，美国需要再次打“中国牌”。另外，中国在邓小平复出后，加速经济发展，准备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对于美国无疑是有吸引力的。

　　在这种背景下，卡特于1978年5月17日，对即将访华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inski )下达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指示，明确表示：“美国的决心已下”，已经准备积极协商向前推进，消除正常化的各种障碍。ZbigniewBrzeinski ，PowerandPrinciple(Farrar，StrausandGiroux ，1983)，pp.207-209，Appendix1.

　　1978年5月20日，美国总统特使布热津斯基带着这份条件明确的指示到达北京，先后与黄华外长和邓小平进行实质性的会谈。他表示，美中关系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一个中心环节，美国政府已下决心要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并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与台湾断交、撤军、废约)，但希望(而非作为条件)在美方作出期待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表示时，不会明显地遭到中国的反驳，这样美国国内的困难将更容易解决。Ibid.，pp.211-212;薛谋洪、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8页。邓小平对此不失分寸地做出了回应。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观点都是明确的，问题就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下了这个决心，事情就好办。我们双方随时可以签订关系正常化的文件。过去我们也说过，对自己国家统一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不关心，不急于解决呢?我们很希望能早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历来阐明的就是三项条件，即断交、撤军、废约。这三项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到主权问题。关系正常化问题对两国来说，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当然我们历来说，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其他方面，主要是国际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合作的余地。有许多问题我们可以共同探讨，不少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你们要表示你们的希望，这可以;但我们也要表示我们的立场，即中国人民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人自己的事。”《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时的谈话》，1978年5月21日。在这次会谈中，布热津斯基还提议，如果中方方便的话，美国已授权伍德科克(LeonardWoodcock )大使于6月开始就中美建交问题同中方进行高度机密性的谈判。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对布热津斯基带来的美方最新信息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双方商定从1978年7月5日起，在北京开始举行中美建交秘密谈判。在谈判中，中方代表是外交部长黄华1978年11月下旬，黄华外长因病住院，中方任命韩念龙为代理外交部长与美方进行谈判。，美方代表是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LeonardWoodcock )。中国方面的谈判工作一直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除此之外，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先后与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韩叙、柴泽民也举行了多次会谈，沟通情况，加深理解。

　　中美谈判的焦点是中美建交后的美台关系问题。经过多次磋商，中美双方的立场逐渐明确。1978年10月30日，布热津斯基再次约见柴泽民，表示卡特总统希望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进程，并认为1978年12月或1979年1月将是“一个特殊的时机”。随后，在11月2日中美举行的第五次会谈时，美方提出了联合公报草案，一共16条，内容包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互相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非官方关系;美国行政部门将为调整与台湾的关系向立法部门提出特别立法。草案提出，中方可以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国统一问题是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的事情，别国无权干涉。中国还应表示，统一问题将和平地实现;美方将表示，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不提出异议，重申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邓小平在仔细分析了中美会谈的进展情况后，决心要加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1978年11月2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看了布热津斯基同柴泽民的谈话和外交部报来的同伍德科克第五次会谈的请示，看来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当然不一定赶在美苏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协议之前，同美国关系正常化要加快，从经济意义讲也要加快。原则当然不放弃。可以按美方提的问题谈。谈的时候不要把门关死。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78页。

　　这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都要求中国领导人抓住时机，早下决断。当时由于中越关系急剧恶化，苏越又签定了同盟条约，中国已在考虑对在边境不断挑衅的越南采取惩罚性的有限反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牵制苏联，中国需要加强同美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就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建议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已如箭在弦。从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来看，中国需要加强同美国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因此，邓小平这时在谈到中美建交问题时，强调“这确实是个大局。”《邓小平与李先念、许世友、李德生等人的谈话》，1978年12月1日。这些因素都增加了中国领导人尽早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决心。

　　在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78年12月13日至15日连续三天与美方代表伍德科克进行了会谈。原外交部副部长朱启桢回忆道，中美建交谈判到最后，一个问题卡住了，就是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我们是三大原则，这三大原则美国接受了，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但是在出售武器给台湾这个问题上，美国不让步。当时如果坚持要美国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话，我们就可能丧失与美国建交的时机。但是如果说我们为了求得同美国建交，对武器问题就放过去的话，这个问题将来就成为一个长期解决不了的遗留问题，所以最后邓小平同志跟美国谈判代表谈判的时候，就提到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双方同意发表建交公报，建立外交关系。这个武器问题就留待双方建交以后两国政府继续商谈解决。因为有了这句话，才有后来的“八·一七公报”。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编著：《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221页。邓小平还提出：“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采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鉴于美国要求于1979年底按条约规定期满“自动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邓小平要求美方在该条约仍然有效的最后一年里不要再向台湾出售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