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三个代表论文是:解决好“效率与公平”问题是实现“三个代表”的重要保证。 强调机会均等。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对于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非常满意，但对以权谋私、官商勾结等丑恶现象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尤其是对部分权力拥有者“近水楼台先得月”造成的机会不均现象的不满与日俱增。为此国家要依法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违法乱纪，权钱交易，从源头上遏制权力资本的膨胀，以增强社会公众对党和政府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的信心。  
2.建立和推行税务代理制度。偷税、逃税、漏税是造成贫富悬殊的重要原因。我国现行的由税务部门直接向企业、个人征税的办法，存在收税者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难以监督的严重缺陷。税务代理制就是在法制环境下，由中介组织负责帐目审计和税收代理业务，它有利于建立和形成纳税人、代理人和税务部门三方面相互制约的机制。我国目前约有3000多家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2.6万人，还有一定数量的律师事务所和审计事务所，具备了推行税务代理制的基本条件。  
3.重建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依法保障农民的利益。工会和农会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动员民众，推翻旧政权的左膀右臂。建国后，工会继续存在，但农会却消失了。毛泽东说过，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开始的事实，表明农民问题在现代化建设中举足轻重。目前贫富差距悬殊，农村、农民收入太低，所谓“有需求无钱买”，主要表现在农民身上。农民占我国人口的70%，农村有广阔的潜在市场，但1996和1997年农民消费仅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了15.9%、15.5%的需求。在我国农村，农民的税费负担、土地承包权利、粮食收购、生产自主权、金融和技术服务以及司法审判等许多合法权利不能充分保障的问题十分突出，广大农民的意见、利益诉求，没有一个组织化、程序化表达渠道，不少农民常常盲目行动，产生不良社会后果。农民作为一个组织上高度离散，经济上位居弱势的群体，最容易受到谣言和邪教和蛊惑，也最容易成为极端人物的社会基础。因此，恢复、重建农会组织，充分发挥其代表、维护、追诉农民利益的作用，对保障农民利益、打击农村基层组织的违法腐败行为，缓冲农民与党和政府的各种矛盾都是十分有利的。  
4.在西安、重庆、昆明等西部中心城市，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产业。为了给西部培养更多人才，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国家可考虑在以上城市设办国内著名大学的分校，迁建与西部资源、生态关系紧密的科研机构，支持上述城市举办国内外大型文化、体育活动，给予发展民办教育的特别政策，以促使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极的形成，充分发挥其辐射、示范和推动作用。  
5.建立公职金制度，引导公务员敬业务实，拒腐防贪。腐败的实质是非法致富。为杜绝寻租、设租等腐败行为，对公务员和干部除加强勤政、廉政的教育监督外，还要建立激励机制。现行的对有突出政绩的干部实行晋级提升——“以官作奖”的办法并不科学，因为能提升的毕竟是少数。政府为所有公职人员设立银行“公职金个人帐户”，根据贡献和收入对等原则，按公职人员的不同职级较大幅度地提高相应的职务津贴水平就较为必要和可行。其职务津贴分为两部分：一少部分随工资逐月发放；另外一部分作为勤政廉政抵押金记入政府为其设立的公职金个人帐户，只能在退休或正常离职时才可一次性提取，如果在职期间贪污受贿，渎职失职或违法乱纪，轻则扣发，重则全部上缴国库。  
6.强化税收的调节功能，实行分类征收和综合征收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在取消800元起征点、实施所有收入都征税的基础上，把征收的重点放在隐性收入和生产要素收益方面来。同时，在适当时期开征股票交易净收入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个人财产税和奢侈消费税。对垄断性企业和特许经营的企业开征特别税。通过对个人所得的存量、增量及变量的调节，遏制高收入阶层的过快增长，同时弥补政府转移支付、帮困扶贫等方面的资金不足。  
7.建立健全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保证城乡人民的基本生活。通过实施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与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使失业职工、困难企业职工、离退休职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居民在生活上基本有保证。建立完善农业生产的风险保障机制，对重要农产品建立必要的储备制度；逐步建立风险基金制度，用于补偿市场价格波动给农民带来的损失。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保障的基本生活水平线也应提高，建议参考“平均收入的一半”确定标准。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