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我们职能鉴定的提出及其引起的思考
来源：天天加油 更新时间：200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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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电子文件和现代档案工作，国外的一些档案部门，采用了鉴定政府职能而非鉴定单份文件的方法。他们认为鉴定首先并不是集中在单份文件上，而是关注机构活动的有机联系，分析和鉴定政府职能、计划、活动和业务的重要性。如果说，传统的“直接鉴定法”是针对单份文件或案卷进行的，那么，“职能鉴定”就是一种“批处理”的鉴定方法。
据美国的一家数据研究机构统计和预测，１９９８年美国的Ｅｍａｉｌ使用者每天发送５００万条Ｅｍａｉｌ信息，而这一数据在１９９４年仅仅是５０万条，据预测，到２００２年这一数据将达到１５亿条。１９９８年，该国的一家位于旧金山的网上职业代理公司发现他们每个星期收到的Ｅｍａｉｌ比电话多得多，达到１０００条。这迫使该公司不得不思考该如何管理电子邮件。这家公司在美国名不见经传，由此可以想见电子信息是以一种什么样的规模充斥着现代化的机构。因此西方国家的档案工作者提出“职能鉴定”，强调分析文件所反映的“职能”比分析文件的“内容”更重要；考虑机构的哪些职能活动、哪些工作更重要，并把相关的文件保存下来，比逐件的阅读文件本身更有效。这个例子只是说明“职能鉴定”的基本思路。实际上，我们后面还会讨论，虽然电子文件的产生是“职能鉴定”得以提出和实现的契机，但“职能鉴定”中所包含和体现的思想却要丰富得多。
一、职能鉴定法形成的四个原因
一档案理论的思想基础从国家模式到社会模式的转化
有关鉴定的理论最早见于英国的希拉里·詹金逊于１９２２年写成的《档案管理手册》。在这部书中，他提出“档案是公共凭证的道德捍卫，档案工作人员的信条是凭证的神圣性不可侵犯。”希拉里·詹金逊认为，文件是行政活动和事务处理的原始凭证。不能有非形成者的人为干预，否则会损害文件的原始凭证性，所以他提出，不应由档案人员鉴定文件，档案人员的职责是保管档案而非制造档案，他提出应由文件的形成者从事减少大量堆积文件的工作，只有行政官员才是选留和销毁文件的唯一代理人。希拉里之后的许多档案工作者都曾经对他的有关鉴定执行者的观点提出过异议，由于给予行政人员较多的信任和权利，并且不存在某种监督的措施，使得行政人员可能出于一己私利或小集团的利益而故意销毁或剔除那些对其不利的文件。有关学者认为，这种观点走入极端，会导致行政意志和国家意志塑造档案。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面对激增的机关文件，美国的档案工作者开始积极地寻找管理现代档案的方法，其中Ｔ·Ｒ·谢伦伯格在《现代档案——原则与方法》１９５６年中发展了美国当时另几位档案工作者的观点：档案工作的重点已由保管文件转变为挑选适合保管的文件，并提出了档案鉴定的标准。谢伦伯格认为，档案只是档案人员从大量原始文件整体中选出的适于保存的极小部分，鉴定时主要应关注档案从属价值中的情报价值。情报价值反映了研究者的利用需求，因此可以看出这一鉴定观点也就意味着，以历史学家的实际利用需求或预期利用需求，作为档案鉴定的最重要的标准。这种鉴定理论也并未在档案界达成共识，有的学者认为这样会使档案馆藏只能满足狭隘的研究需要，无法广泛地反映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更严重的问题是，“利用决定论将破坏文件在其形成者业务活动中形成的有机联系”。
“形成者鉴定论”和“利用决定论”是档案学鉴定理论发展中的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从中可以看到传统档案鉴定理论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是传统鉴定理论着重于档案价值的鉴定，即主要研究档案有用性的鉴定；其二是传统档案鉴定理论和方法主要来源于对档案价值主体的确认。传统档案鉴定理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鉴定标准、鉴定主体和鉴定方法，其中鉴定标准尤为重要，鉴定主体和鉴定方法的确立都围绕着如何最优地执行这项标准而展开，而档案鉴定标准取决于档案价值主体的需求。从这一角度出发来观察两种传统的鉴定理论，可以发现，他们所关注的与档案这一客体发生关系的主体并不一样。希拉里·詹金逊强调档案对行政管理的凭证作用，因此他主张由行政官员制订鉴定标准并执行档案的鉴定，而Ｔ·Ｒ·谢伦伯格强调档案对历史研究者的情报价值，主张档案工作者依据研究者的利用需求来鉴定档案的价值。希拉里和谢伦伯格的鉴定理论的本质区别正在于价值主体的不同。那么这两种价值主体就代表了档案价值发挥的全部的潜在“市场”吗随着档案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回答自然是“不”。
正如Ｔ·库克所言：“本世纪档案论述的主题是，根据国家档案概念建立起来的以司法——行政管理为基础的档案工作向建立在更广泛的公共政策和利用基础上的社会——文化档案概念的变革。”他接下来又作了更为深刻和具体的阐述：“从荷兰学者所处的时代到詹金逊、卡萨诺瓦时代，直至美国注重政府文件管理的时代，档案事业在传统上是由一个国家建立，为这个国家服务，作为该国政治结构和机构文件的组成部分。档案理论因此在国家理论、模式和概念中建立了合法地位。现在情况不同了，２０世纪末期公众对档案的认识，或至少对用纳税资金建立起来的档案馆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即档案现在是‘属于人民、为人民服务、甚至通常由人民管理’。在普通公民看来，档案不仅要涉及政府的职责和保护公民的个人权益，而且更多的还应该为他们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和集体记忆。”当前在西方发达国家档案界普遍存在的这种“社会档案”观念是受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后现代主义”反对权威、否定中心的个性正是档案理论思想基础从国家模式到社会模式的变革的哲学根源。
档案理论基础的变化，全新地确认了档案价值主体——不再是机构内部的工作人员和历史研究人员，而是社会中的全体公民。这种价值主体的改变毫无疑问会深刻地影响档案价值鉴定理论，最初是德国的汉斯·布姆斯在６０年代末期，开始强调社会应确定自身的价值，档案必须如实地反应这些价值，档案价值不应该取决于詹金逊所说的行政官员，也不应该取决于谢伦伯格所说的历史学家，而是取决于人民大众。他强调，“公众和公众舆论可以使档案鉴定合法化，并且可以为档案鉴定提供基本的准则。”他号召档案工作者通过历史地研究公众舆论来发现档案的这种社会价值，并将这种价值用于文件鉴定。这是一个华丽而充满魅力的口号，但很遗憾，它并不具有指导鉴定活动所应有的可操作性。１９９１年，布姆斯在经过长期的思考和研究之后，提出“文件的社会价值最好不是直接通过对社会动力和公众舆论的研究确定，而应间接地通过了解那些为实现社会需求和愿望的重要文件形成者的职能来判断。”按照这种新的方法，鉴定的标准从复杂的社会价值、问题或趋势转变为由文件形成者职能显示出的文件来源。
二文件数量的激增
有关职能鉴定的提出，档案学思想基础的变化是重要的，然而不是唯一的。现代管理机构中日益形成的如‘雪崩’一般的文件渐渐使文件和档案工作者招架不住了，我们已经不可能逐件地去鉴定每一份文件、案卷，这样的工作会象一个“黑洞”吞噬文件和档案工作者全部的精力。因此，早在１９５７年德国的一次档案年会上就有人建议，机构应该依据其职能的重要性而选择保管他们产生的文件，划分文件产生机构职能的级别而非鉴定每一份文件的观点形成了。当时情况下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逃避的方法，因为这被认为是面对大量文件感到无助时的对策。档案工作者想通过决定文件形成者的重要程度，处置掉非重要机构的文件，来减少纸张的数量。不论这种情况是否反映了档案及文件工作中可能出现的被动局面，它——文件数量的巨增，确实构成了“职能鉴定理论和方法”产生的又一大驱动力
据美国的一家数据研究机构统计和预测，１９９８年美国的Ｅｍａｉｌ使用者每天发送５００万条Ｅｍａｉｌ信息，而这一数据在１９９４年仅仅是５０万条，据预测，到２００２年这一数据将达到１５亿条。１９９８年，该国的一家位于旧金山的网上职业代理公司发现他们每个星期收到的Ｅｍａｉｌ比电话多得多，达到１０００条。这迫使该公司不得不思考该如何管理电子邮件。这家公司在美国名不见经传，由此可以想见电子信息是以一种什么样的规模充斥着现代化的机构。因此西方国家的档案工作者提出“职能鉴定”，强调分析文件所反映的“职能”比分析文件的“内容”更重要；考虑机构的哪些职能活动、哪些工作更重要，并把相关的文件保存下来，比逐件的阅读文件本身更有效。这个例子只是说明“职能鉴定”的基本思路。实际上，我们后面还会讨论，虽然电子文件的产生是“职能鉴定”得以提出和实现的契机，但“职能鉴定”中所包含和体现的思想却要丰富得多。
一、职能鉴定法形成的四个原因
一档案理论的思想基础从国家模式到社会模式的转化
有关鉴定的理论最早见于英国的希拉里·詹金逊于１９２２年写成的《档案管理手册》。在这部书中，他提出“档案是公共凭证的道德捍卫，档案工作人员的信条是凭证的神圣性不可侵犯。”希拉里·詹金逊认为，文件是行政活动和事务处理的原始凭证。不能有非形成者的人为干预，否则会损害文件的原始凭证性，所以他提出，不应由档案人员鉴定文件，档案人员的职责是保管档案而非制造档案，他提出应由文件的形成者从事减少大量堆积文件的工作，只有行政官员才是选留和销毁文件的唯一代理人。希拉里之后的许多档案工作者都曾经对他的有关鉴定执行者的观点提出过异议，由于给予行政人员较多的信任和权利，并且不存在某种监督的措施，使得行政人员可能出于一己私利或小集团的利益而故意销毁或剔除那些对其不利的文件。有关学者认为，这种观点走入极端，会导致行政意志和国家意志塑造档案。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面对激增的机关文件，美国的档案工作者开始积极地寻找管理现代档案的方法，其中Ｔ·Ｒ·谢伦伯格在《现代档案——原则与方法》１９５６年中发展了美国当时另几位档案工作者的观点：档案工作的重点已由保管文件转变为挑选适合保管的文件，并提出了档案鉴定的标准。谢伦伯格认为，档案只是档案人员从大量原始文件整体中选出的适于保存的极小部分，鉴定时主要应关注档案从属价值中的情报价值。情报价值反映了研究者的利用需求，因此可以看出这一鉴定观点也就意味着，以历史学家的实际利用需求或预期利用需求，作为档案鉴定的最重要的标准。这种鉴定理论也并未在档案界达成共识，有的学者认为这样会使档案馆藏只能满足狭隘的研究需要，无法广泛地反映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更严重的问题是，“利用决定论将破坏文件在其形成者业务活动中形成的有机联系”。
“形成者鉴定论”和“利用决定论”是档案学鉴定理论发展中的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从中可以看到传统档案鉴定理论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是传统鉴定理论着重于档案价值的鉴定，即主要研究档案有用性的鉴定；其二是传统档案鉴定理论和方法主要来源于对档案价值主体的确认。传统档案鉴定理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鉴定标准、鉴定主体和鉴定方法，其中鉴定标准尤为重要，鉴定主体和鉴定方法的确立都围绕着如何最优地执行这项标准而展开，而档案鉴定标准取决于档案价值主体的需求。从这一角度出发来观察两种传统的鉴定理论，可以发现，他们所关注的与档案这一客体发生关系的主体并不一样。希拉里·詹金逊强调档案对行政管理的凭证作用，因此他主张由行政官员制订鉴定标准并执行档案的鉴定，而Ｔ·Ｒ·谢伦伯格强调档案对历史研究者的情报价值，主张档案工作者依据研究者的利用需求来鉴定档案的价值。希拉里和谢伦伯格的鉴定理论的本质区别正在于价值主体的不同。那么这两种价值主体就代表了档案价值发挥的全部的潜在“市场”吗随着档案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回答自然是“不”。
正如Ｔ·库克所言：“本世纪档案论述的主题是，根据国家档案概念建立起来的以司法——行政管理为基础的档案工作向建立在更广泛的公共政策和利用基础上的社会——文化档案概念的变革。”他接下来又作了更为深刻和具体的阐述：“从荷兰学者所处的时代到詹金逊、卡萨诺瓦时代，直至美国注重政府文件管理的时代，档案事业在传统上是由一个国家建立，为这个国家服务，作为该国政治结构和机构文件的组成部分。档案理论因此在国家理论、模式和概念中建立了合法地位。现在情况不同了，２０世纪末期公众对档案的认识，或至少对用纳税资金建立起来的档案馆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即档案现在是‘属于人民、为人民服务、甚至通常由人民管理’。在普通公民看来，档案不仅要涉及政府的职责和保护公民的个人权益，而且更多的还应该为他们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和集体记忆。”当前在西方发达国家档案界普遍存在的这种“社会档案”观念是受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后现代主义”反对权威、否定中心的个性正是档案理论思想基础从国家模式到社会模式的变革的哲学根源。
档案理论基础的变化，全新地确认了档案价值主体——不再是机构内部的工作人员和历史研究人员，而是社会中的全体公民。这种价值主体的改变毫无疑问会深刻地影响档案价值鉴定理论，最初是德国的汉斯·布姆斯在６０年代末期，开始强调社会应确定自身的价值，档案必须如实地反应这些价值，档案价值不应该取决于詹金逊所说的行政官员，也不应该取决于谢伦伯格所说的历史学家，而是取决于人民大众。他强调，“公众和公众舆论可以使档案鉴定合法化，并且可以为档案鉴定提供基本的准则。”他号召档案工作者通过历史地研究公众舆论来发现档案的这种社会价值，并将这种价值用于文件鉴定。这是一个华丽而充满魅力的口号，但很遗憾，它并不具有指导鉴定活动所应有的可操作性。１９９１年，布姆斯在经过长期的思考和研究之后，提出“文件的社会价值最好不是直接通过对社会动力和公众舆论的研究确定，而应间接地通过了解那些为实现社会需求和愿望的重要文件形成者的职能来判断。”按照这种新的方法，鉴定的标准从复杂的社会价值、问题或趋势转变为由文件形成者职能显示出的文件来源。
二文件数量的激增
有关职能鉴定的提出，档案学思想基础的变化是重要的，然而不是唯一的。现代管理机构中日益形成的如‘雪崩’一般的文件渐渐使文件和档案工作者招架不住了，我们已经不可能逐件地去鉴定每一份文件、案卷，这样的工作会象一个“黑洞”吞噬文件和档案工作者全部的精力。因此，早在１９５７年德国的一次档案年会上就有人建议，机构应该依据其职能的重要性而选择保管他们产生的文件，划分文件产生机构职能的级别而非鉴定每一份文件的观点形成了。当时情况下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逃避的方法，因为这被认为是面对大量文件感到无助时的对策。档案工作者想通过决定文件形成者的重要程度，处置掉非重要机构的文件，来减少纸张的数量。不论这种情况是否反映了档案及文件工作中可能出现的被动局面，它——文件数量的巨增，确实构成了“职能鉴定理论和方法”产生的又一大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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