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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本文认为文化是人类最本质的属性，从人的文化原理出发，是我们认识人类文明包括中西法律文化的基点。依人生论哲学，人的文化原理是心主身从，即理性控制非理性，精神支配物质，神灵指导人类。人类文明共同遵循着这一人的文化原理，法律文化亦不例外。中西法律文化内贯共同的人的文化原理，在人的文化原点、原理及其展开的轴心和结构模式上有其共同性，因此两者的交流本质上是可行的。虽然理性内涵的差异导致了交流上的困难，但难题依然可以克服。这一原理性认识既可检讨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历史实践，又可分析和推论中国法律文化构成的当下实践及其未来走向。

　　［关键词］人的文化原理，中西法律文化，交流

　　人的文化原理

　　人与文化及其原理是我们在这一部分要讨论的问题。为什么从人与文化开始呢？我的思考是，法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人类的产物，一切文化具有人类性，所以，文化问题实质是人类问题，倒过来也可以说，人类问题本质上是文化问题。这是一种还原法，但还未穷尽，因为自然是万物之母，人类的一切原本都是自然的造化，自然→人类→文化构成了从物质世界到人文世界的逻辑展开。同样，回溯文化→人类→自然又是我们求索人文世界原理的基本理路，中国的法自然和西方的自然法思想已开显出这样的理路。[1]按说，本文的推导应从人与自然开始，但这个问题太大了，这方面的思考也不成样子，为简便计，就从人与文化出发吧。

　　这当然不是最扎实的办法，只能说是便宜行事而已。

　　人是文化的原点，人与文化的关系一本万殊，无论多么复杂的文化现象都是从人这个原点发散出去的，因此，文化原理可以还原为人的原理来认识。人的原理是什么，科学、哲学、文学，甚至科学中不同的学科，譬如生物学与心理学，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受梁漱溟先生《人心与人生》[2]的启发，经过自己的观察和体悟，我以为从人生论哲学出发，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群体的人类，本质上人的身体与心灵的关系，简称身心关系，是人的原理关系。这意味着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原理上可以追溯到人的身心关系，也就是说身心关系是以人为主体的各种关系的原型。

　　人的身心是一种什么关系，没有定论。经验、直觉和思考都告诉我，“心主身从”应是文明时代人的原理关系。心主身从的含义是心灵支配身体。这在文明时代是显见的事实和普遍的现象，蒙昧时代并非如此，越原始的人越受身体本能支配。心主身从标志着人类进入了文明时代，迄今仍然是人类文明的原动力，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包括法律文化背后都有这一原理支配的影子，因此，我将它称之为人的文化原理。依据这一原理，可归入心的范畴的神/人、灵魂、意志、精神、文明等与理性相关的概念，与可归入身的范畴的人/动物、躯体、本能、物质、野蛮等与非理性相关的概念就有了对应关系。心主身从要求后者服从前者，准确的说是理性控制非理性，精神支配物质，神灵指导人类。人类文明共同遵循着这一人的文化原理，法律文化亦不例外，中西法律文化即以此为轴心而展开。

　　人的文化原理是中西法律文化展开的轴心和结构模式（原型）

　　人的文化原理在中国文化中的对应体现是阳主阴从。这是中国文化最根本最独特的地方。这一观念的核心是，世界包括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本质上都是道的世界。道由阴阳构成，阴与阳的关系是阳主阴从。这就是道。用现代话说，即是事物构成的原理。[3]它是传统社会的中国人对宇宙、自然、社会、国家、家庭和人生一以贯之的基本认识。它认为万物由阴阳合成同时内贯阳主阴从的法则。譬如，日与月、明与暗、清晨与黄昏、春夏与秋冬等，前者属阳，后者属阴，两者合成同时阳主阴从构成完美的事物。自然世界如此，人类社会也是这样。按照它的逻辑，天子与臣民、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间、政治与经济、道德与法律、贵与贱、尊与卑、长与幼、男与女、父与子、夫与妻、妻与妾、公与私等，同样是阴阳结合阳主阴从的对应和体现。[4]

　　阳主阴从在中国法律文化中的对应体现是德主刑辅。德代表阳性，刑代表阴性，德主刑辅隐喻阴阳结合阳主阴从。《唐律疏议》开宗明义所揭示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者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5]点明了德主刑辅与阳主阴从的关系。这是心主身从的人的文化原理在中国法律文化中的表达。唐律是中华法系的代表，在中国法律文化系统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德主刑辅或者人的文化原理是中国法律文化展开的轴心和基本的结构模式（原型）。

　　人的文化原理在西方文化中的对应体现是精神对物质的支配和上帝对人类的指导。西方文化有理性和宗教信仰两个系统，从理性系统讲是精神对物质的支配，从宗教信仰系统讲是上帝对人类的指导。[6]这两个系统在时空上有分隔又有重叠，希腊罗马时期和文艺复兴以来是理性支配的时代，欧洲中世纪是信仰的时代，而自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兴起至今，理性和信仰在对极的同时复有纠缠和重叠。这是我所理解的西方文化的大概。

　　精神对物质的支配和上帝对人类的指导在西方法律文化中的对应体现是理性对非理性的控制（指导与规范）。从苏格拉底开始，理性主义的自然法思想在希腊、罗马、近代欧洲一直是占支配地位的主流法律思想，这一思想在希腊法、罗马法和近代欧洲法中得到了贯彻。[7]按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信仰不在理性的范畴内，但在宗教神学体系内，信仰是理性的完美形态，中世纪对上帝的信仰即是那种语境下的理性表达，因此，从它的内部看，不能说上帝指导下的中世纪法是非理性的，应该说它贯彻的是一种不同于自然/人文理性的理性，即以信仰为支撑的神学理性。[8]从十九世纪开始，这几种理性都受到了批判，科学理性或者说实证主义成了影响和改造西方法的主要力量。[9]概括来看，体现理性的自然法和神法对具有非理性倾向的制定法和人法的控制（指导与规范），是心主身从的人的文化原理在西方法律文化中的表达，也是西方法律文化展开的轴心和基本的结构模式（原型）。

　　从人的文化原理看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可行与难题及其克服

　　这一部分是我们要讨论的重心，但依然建立在人的文化原理上，所以说是从人的文化原理看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可行与难题及其克服。先说可行。从表象和已有的研究看，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已使它们成为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10]其实，通过还原法，我们又可以发现它们极其重要的共同性。首先，一切法律关系可以还原为人的关系，不论这类关系表现为何种形态，人始终是主体和原点。中西方在协调人与神、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形成不同的法律文化，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人”不是这两种文化的主体和原点，即便在中世纪的欧洲，上帝也是人格化的神。第二，如前所述，在人的身心二元结构中，心主身从是文明时代的人的文化原理，以人为原点发散出去的文化遵循着这一原理。毫无疑问，中西法律文化是人类文明时代以人为主体和原点的文化，内贯共同的人的文化原理。其三，从法的成长经验看，人的文化原理同是中西法律文化展开的轴心和基本的结构模式（原型）。由此可见，

中西法律文化在人的文化原点、原理及其展开的轴心和结构模式上有其共同性。从这层意义上说，两者的交流根本上是可行的。这虽是推论，但它是一种合符逻辑的推论。

　　既然如此，实践中中西法律文化的交流为何又困难重重，难题在哪儿呢？依我之见，从人的文化原理出发，两者在心主身从的“心”的内涵偏重与变动上有异，从而造成它们交流的困难。由上推论可知，心在中国文化中的对应体现是阳，阳在法律中的对应体现是德。德是人的一种品质，也即道德，或者说实践理性。中国主流文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德，德性是人的根本，是人禽之大别。[11]所以，心主即是德主，德主刑辅即是人的理性对非理性的控制。但由于这种理性的内涵偏重于人内在的品质，体现为人的道德和人格，因此，中国之治可谓之道德之治、人格之治。类于中医，它是一种合乎中国文化之道的理性之治。[12]相对而言，心在西方文化中的对应体现是神灵/上帝/精神，其在法律中的对应体现是理性。西方文化有一基本认识，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属性。[13]在虔诚的宗教徒看来，上帝当然拥有最高的理性，人的理性不过是对上帝理性之光的分享。[14]所以，心主即是以神或以人的理性为主。由于西方文化中的理性在内涵上偏重于人的智性和精神方面，表现为人的知识或信仰，因此，西方之治可谓知识之治、信仰之治。[15]法学是一套知识，法治实即是以智性为源头的知识之治。类于西医，它是一种合乎西方文化之道的理性之治。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对“人是什么”的不同定义会发展出不同类型的人类文化。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实与此相关，但同时我们又要注意到，这两种文化其实都是植根于共同的人的文化原理之上的理性控制，所不同的只是理性内涵的偏重有异。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深究下去问题更复杂。我有一条朦胧的线索，方法仍是把问题还原，感觉从创世神话和原始思维中发生的宇宙论是分歧的关键。[16]中国是有机宇宙论，西方是机械/神创宇宙论。[17]有机宇宙论认为，道生一切，道是自动的，一切顺其自然最为美好，外力是无助又无益的，人依其自然本性过有德性的生活便是道的展开和实现，也是最美好不过的事情，因此，德治或者说人格之治成了中国语境中的理性控制。机械/神创宇宙论认为，宇宙是自然形成或上帝创造的，是被动而不是自动的，它按照机械原理或上帝的精心设计在运行，人类要认识宇宙或接近上帝，就要努力去理解事物的原理和上帝的设计，知识和信仰是最好的途径，理性—智性—知识/信仰使人具备这种特殊的能力，因此，法律与宗教或者说知识与信仰之治自然成为西方语境中的理性控制。

　　在内涵偏重有异的同时，值得注意的中西差异还有内涵的变动。中国自西汉至清末二千多年，不仅法律文化基本的结构模式没有变化，这一结构中的内涵也没有变动，德主刑辅中的“德”与“刑”始终是儒、法两家的内容。[18]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之道没有变，即宋儒所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所以，从身与心→心主身从，到阴与阳→阳主阴从，再到刑与德→德主刑辅，其间相互的对应存续关系可谓一以贯之。西方法律文化基本的结构模式本身也没有变化，但其内涵中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内容多有变动。在理性方面，从希腊到现代，自然理性→神学理性→人文/科学理性，[19]恰如黑格尔辩证法所谓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一路变动过来。非理性方面则相应而动。这样的情形与内涵偏重一样，长期以来成为传统。这加重了中西的差异。

　　虽然源于人的文化原理的同一性，理性对非理性的控制是中西共同的法律文化结构模式，但双方理性内涵的偏重与变动及由此形成的传统则构成了两者的差异。且不说中西理性有何分歧，仅此差异已内定了双方交流的困难。然而，困难不是不可克服的。从理论上讲，共同的文化原点、原理、轴心与结构模式是交流可行的基本保证。在此基础上，文明的内在倾向，人类追求进步的天性，由文化压力所激发出来的革新动力，加上中西方在文化交流中所得的经验与智慧，都有助于交流的进行。

　　注释：

　　[1] 中国文化原典多有这样的记述，如《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老子·二十五章》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西方从古希腊到现代的自然法思想也是这样的理路，如洛克在《政府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下篇中说到：“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着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本人对此有过探讨，参见拙著：《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2-328页，第360-36364页。

　　[2] 梁先生在他的《人心与人生》（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2章中畅谈了人心与人身的关系，本人深受启发。但他并未明确提出“心主身从”这一概念，我是依据自己的理解加以概括的，并应用于人的文化原理分析。如有谬误，与梁先生无关，尽是我的责任。

　　[3] 参见冯友兰著：《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4-1153页。

　　[4] 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说的一段话可为经典。他说：“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 阳之出也，常县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县于后而守空也。此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德礼之于刑罚，犹此也。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刑，厚其德而简其刑，此为配天。”笔者在研究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中对此有过具体的分析说明，参见拙文“透视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第五部分），载《法学》2002年第1期。

　　[5]〔唐〕长孙无忌等撰 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页。

　　[6] 西方文化有两个来源，一是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一是希伯来的犹太─基督教传统。前者演变为理性─科学系统，后者演变为宗教─信仰系统，两者相反而相成，构成西方文化的整体。参见〔英〕罗素著：《西方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英〕W.C.丹皮尔著：《科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7] 参见〔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1-21页，第34-68页，第161-176页。

　　[8] 参见〔美〕G.H.萨拜因等著：《政治学说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92-313页；托马斯??阿奎那著：《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3-130页。

　　[9] 参见前揭〔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第106-165页，第177-181页。

　　[10] 迄今为止，据笔者所知，这是共识，也是不争的事实。依文化类型学的观点，中西法律文化的确

是差异明显的两种法律文化，笔者在前揭拙著《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中有较系统论述。但问题是这样的类型研究并未触及或者说尚未深入到更基本的人的原理层面，充其量只是对原理作用下的现象的观察分类。

　　[11] 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点。从《易经》开始，中国主流文化一向认为，事物的原理为道，属性在德。德是物之为物、人之为人的根据所在。天地自然有无私之大德，所以成就天地自然之伟大；人因其有德才成其为人，人一旦没有德或缺德就是禽兽。中国古代定亲属犯奸的“内乱”为“十恶”大罪之一，理由即是“禽兽行”。如《唐律疏议??名例》“十恶??内乱”疏议曰：“〈左传〉云：‘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易此则乱。’若有禽兽其行，朋淫于家，紊乱礼经，故曰‘内乱’。”

　　[12] 学界长期存有一种模糊，法学界尤甚，以为西方强调理性，中国注重德性，至于德性是不是理性并未深究。笔者以为这个问题要比较认识。在中国话语中，德性即理性，但相对于西方，它是一种偏重于德，也即重在人的品质的理性。西方的理性在它的话语系统中，当然是理性，而且倾向于纯粹理性，但相对于中国，它显然是一种立足于智性和信仰上的理性。然而，毫无疑问，德性是一种理性，否认这一点，就是对心主身从的人的文化原理普遍性的怀疑。

　　[13] 这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点。从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特别是从斯多噶学派开始，西方主流文化一直建立在把人视为理性动物这一基本点上。思想言论不必说，社会的进步和政治法律制度的确立也莫不有赖于此。举世闻名的罗马法和《法国民法典》以及美国宪法等，都是对理性人的认定和有关理性人权利的构造。

　　[14] 伟大的政治学家G.H.萨拜因在讨论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中对此有非常精彩的阐述，其中最精彩的一句是：“信仰是理性的完备形态”。这不仅是对阿奎那，也是对整个西方中世纪，甚至是站在宗教立场上对所有宗教信仰的概括。参见前揭萨拜因等著《政治学说史》（上册）第296页前后。

　　[15] 西方的治理模式的确可以简约为知识之治和信仰之治。法治属知识之治，即依法学或法律科学的治理，罗马法经典《法学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开卷就有这样的明示：“法学是关于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识，是关于正义与非正义的科学。”法治是古希腊、古罗马和近代以来西方的主要治理模式。有效的宗教控制是建立在信仰之上的，中世纪特别是9-12世纪的欧洲主要是这种治理模式。

　　[16] 这是困扰我的老问题，我一直在寻找这方面的解答，但所获甚微，后来在阅读泰勒、葛瑞汉特别是马绛的论著时受到启发，有了这个想法。参见〔英〕爱德华??泰勒著：《原始文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葛瑞汉的论文“阴阳与关联思维的本质”和马绛的论文“神话、宇宙观与中国科学的起源”，均收在〔美〕艾兰等主编的《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17] 有关中国有机宇宙论的观念，最重要的记载是《易经》、《老子》、《大学》和《中庸》，相关讨论可参见〔美〕成中英著：《论中西哲学精神》，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1年版，第216页前后；W.M.Tu，The Continuity of Being：Chinese Versions of Nature，Confucian Thought，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5，P.38.西方的宇宙观主要是机械论，从亚里士多德到牛顿是这一主流认识，神学论实质上也是一种机械结构。参见W.C.丹皮尔著：《科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自然与物理学部分；〔英〕罗宾??柯林武德著：《自然的观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18] 参见前揭拙著《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第330-336页。

　　[19] 有关西方理性的辩正发展史，参见前揭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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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法大学·张中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