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我们一、国外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演变
所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就是在预测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方面能够提供有用信息、从而指引货币当局进行政策操作的变量。就像看病一样，医生并不直接知道病人到底患了什么病，他们只能通过对病人脉搏、血压的分析来作出判断，并据此开出药方。通过对中介目标变动的分析，货币当局也可以了解到国民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以及其偏离调控目标的方向和程度，从而为下一阶段的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指导。引入中介目标概念以后，货币政策实施过程就通常被划分为政策工具——中介目标——最终目标3个相互关联的阶段。
二战以后，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研究方法和角度虽然在不断演进，但中介目标的选择标准却一直比较稳定，其基本选择标准就是：（1）可控性，即中央银行要能够实现对该经济指标的有效控制；（2）相关性，即人们要能够从中介目标的变化中，比较准确地预测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情况；(3)可测性，即中介目标要能够被及时、准确地测量到。
从战后各国的经验看，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经济变量可分为总量指标（货币量、信用总量）和价格指标（利率、汇率等）两大类。并且，随着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和认识的不断深化，充当中介目标的金融变量也处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当中。
受维克塞尔和凯恩斯理论的影响，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各国货币当局主要是通过调节再贴现率来影响市场利率水平，并以此来调节国民收入、维持“充分就业”。长期推行低利率政策导致了通货膨胀的不断发展（奥肯在事后曾承认，70年代对自然失业率的估计偏低，从而导致宏观经济政策过于宽松）。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英美等国的物价上涨幅度急剧上升，从而使稳定物价的问题空前尖锐起来。
通货膨胀的不断发展促进了新货币数量论的复活。经过弗里德曼等人的理论努力，在学术界、决策圈乃至公众范围内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思想潮流：只要控制了货币增长，就可以实现物价稳定和潜在的经济增长。在这种背景下，英、美等国转而采用货币量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在美国，美联储自1971年开始正式定期公布M1、M2、M3的目标增长幅度。1979年，美联储正式开始采用货币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英格兰银行也于1976年正式采用货币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在美联储采用货币量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同时，货币量指标却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纪60年代以来，各种结合了付息特征和随时支取特征的金融创新产品不断涌现，这不仅模糊了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的界限，也模糊了投机性货币持有和交易性货币持有的界限，使不同层次货币量变化同实体经济运行的稳定联系趋于破裂。不仅如此，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也使英美等国越来越难以控制货币总量。到1982年，美联储放弃了M1，转而利用M2充当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1993年7月，格林斯潘宣布转向盯住实际利率（但此后，格林斯潘再也没有讲过美联储推行的就是盯住（真实）利率的货币政策），从而彻底放弃了货币量指标。同样的事情在英国也发生了：英格兰银行最初监测和控制是M3，此后不久就转向了￡M3和国内信用扩张，1986年又改为M0，1990年，英格兰银行开始推行固定汇率制，从而彻底放弃了货币量指标。
货币量指标的失效使货币经济学家再一次把注意力转到金融价格指标上，宣称利率、利率价差具有更好预测作用的文章大量出现。但是，这些研究多以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所表明的因果关系为依据，而这种因果关系本身并不足以表明其对实体经济运行乃至物价变动具有较高的解释度。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还表明：在美国，利率、利差对实体经济乃至物价水平变动的解释能力自80年代后期以来又纷纷解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充分证明：虽然一些金融变量（价格或总量）对通货膨胀或产出具有一定的预测力，但到底哪些变量可以具有预测力、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它们才会具有预测力都是难于预测的。要提高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预测的准确性，就必须同时利用多种经济变量所包含的有用信息。而这又与中介目标应具有的简单明了、易于理解的特点产生了尖锐冲突。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一些国家取消了中介目标（如美国、日本）（在美国，一直有人主张通过推行“盯住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以消除货币政策操作的个人色彩。在米什金看来，美国货币政策的基点，就是对物价稳定的高度关注，因此，他把美国的货币政策称为“暗含的‘盯住通货膨胀’”。在日本，则有人主张通过推行通货膨胀政策来改变市场预期，使日本经济摆脱长期衰退的困扰），而另一些国家（如英国、新西兰等）则走向了“盯住通货膨（Inflation targeting）”。
1990年，新西兰国会与其中央银行（新西兰储备银行）通过协商谈判，确定了当年的反通货膨胀目标并把该目标公诸于众；同时，又明确了储备银行的责任：如果通货膨胀水平未能降低到事先确定的目标区域，而储备银行又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则储备银行行长就有可能被解职。这样，新西兰就成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盯住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国家。此后，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泰国、韩国、南非等国先后宣布“盯住通货膨胀”。到2000年初，“盯住通货膨胀”的国家已达到30多个（“Inflation targeting:“ Remarks by Edward M Gramlich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boarddocs/speeches/2000/20000113.htm.）。
“盯住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确定、设置物价稳定的标准，并向公众公布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的通货膨胀率；（2）央行建立模型预测通货膨胀的发展趋势，并以此指导货币政策的操作；（3）加强央行同公众的交流，增加政策透明度；（4）增加央行独立性，强化央行的责任。同货币量、利率乃至汇率充当中介目标相比，“盯住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操作直接指向政策最终目标（物价稳定），从而打破了传统货币政策实施理论的三分法。由于公众注意力被引导到对物价稳定的关注上，其对信贷总量、利率、汇率水平的关注程度自然会有所下降。这样，央行就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综合利用信贷、利率、汇率乃至股票价格变化所提供的信息，对本国的经济运行和物价变动作出更加准确的预测和判断，在此基础上，中央银行可以灵活运用利率、汇率乃至信用控制等政策手段，对经济运行和物价变动进行灵活调节。这样，“盯住通货膨胀”就克服了传统货币政策框架过度依赖单个特定金融变量的弊端，实现了政策操作规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正是基于此，米什金等人宣称：“盯住通货膨胀”已不再是货币政策规则，而是一种新的货币政策框架（AFramework,NotARule）（BenS.BernankeThomasLaubachFredericS.MishkinandAdamS.Posen:InflationTargeting:
LessonsFromtheInternationalEXPeriencePrinstonUniversityPress1999.）。
二、我国货币量指标充当中介目标面临的困难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通货膨胀多次发作，也由于宏观调控方式逐步向以间接调控为主转变，要求选用货币量充当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呼声不断提高。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是货币供应量、信用总量、同业拆借利率和银行备付金率。……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灵活地、有选择地运用上述政策工具，调控货币供应量”。自1994年第三季度起，人民银行开始逐季公布不同层次的货币供应量指标，这标志着我国开始向利用货币供应量充当中介目标过渡。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正式采用M1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M0和M2为观测目标。
但英美国家所发生的货币量指标有效性下降的现象在我国也出现了。
从相关性角度看，我国货币量增长同名义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比较低；并且，不同层次货币量的变动存在着严重的非同步性，货币量指标难以为我们提供明确一致的指导性信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清楚地表明：影响我国货币需求（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主要有：（1）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交易量。它不仅取决于国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也取决于经济的商品化、货币化程度；（2）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在带来消费强劲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居民储蓄的超常规快速增长；（3）以股票、债券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导致资金流通渠道发生变化。同时，品种更加齐全的金融工具也影响到居民对金融资产的持有行为；（4）金融资产收益率的相对变动会对居民持有金融资产的行为产生影响；（5）居民对未来的预期既影响到居民消费，也会对居民资产持有量和持有结构产生影响。这五种因素对货币需求产生影响的性质不同，影响的力度和发挥作用的时间也不一样，因此，我们不能期望货币变动一定要与国民经济变动保持相当高的相关性、从而使我们能够从货币量的变动中比较准确地预测到国民经济变动的趋势。同样，伴随着居民资产（金融资产）持有的日益多元化，我们也不能期望不同层次货币量变动之间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这一点，已经被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所证实。根据1979～2001年间货币量与GDP增长率数据，我们可以知道：M0增长率与GDP增长率、M1增长率与GDP增长率、M2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只有0.614、0.305、0.54（具体如图1所示）。根据1979年到993年货币增长的年度数据，我们还可以知道：M0与M1、M0与M2、M1与M2的相关系数分别只有0413、0.269和0.5。根据1994年第一季度到2001年第四季度货币量增长率的季度数据，我们可以知道：M0与M1、M0与M2、M1与M2的相关系数也分别只有0.705、0.513和0.539。
图1 货币量增长与GDP增长的低相关性
从可控性角度看，人民银行对货币量的控制能力也比较低。我们知道，货币供应量是由流通中的现金和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存款组成的。而中央银行能够直接控制的只是基础货币〔具体由流通中现金和商业银行持有的准备金（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组成，亦称高能货币〕，在基础货币量和货币供应量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商业银行为了牟取更大经济利益、利用手中持有的超额准备金发放贷款、创造存款的货币创造过程。这个“两步走”的特点就决定了央行对货币供给只具有部分的控制力。央行对货币供应量不具有完全控制力的集中体现就是货币乘数的多变性。从货币乘数的计算公式，我们知道：货币乘数取决于法定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居民的存款结构等因素（其中，法定准备金率还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所以，货币乘数能否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或按照中央银行的意愿发生变化，就取决于超额准备金率（商业银行对超额准备金的持有）和现金漏损率（居民对现金的持有）是否稳定、取决于居民对不同流动性金融资产的持有比率是否稳定或具有可测性。
从商业银行持有超额准备金的角度看，在90年代初以前，在经济高涨时期，中央银行在“倒逼机制”作用下，投放了大量现金。当经济走向低谷时，随着贷款规模的下降，这部分基础货币就过剩了。但在国债市场规模很小，中央银行持有很少国债的情况下，中央银行不可能通过抛售国债的办法将这笔多余资金灵活收回，这就导致了银行超额准备金的被动增加。反过来，当经济转向高涨时，各商业银行则把资金拆借给下属信托公司，通过迂回的办法把这笔超额准备金贷放出去，从而造成信贷规模的急剧扩张。1992年上半年，在基础货币投放减少的条件下，M1的增长仍能较上年同期增加32.8%，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银行系统超额储备的迅速下降。随着商业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债券市场的发展，商业银行对超额准备金的持有越来越依赖于其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而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出于防范金融风险的考虑，各商业银行更是普遍增加了对超额储备的持有。
从居民金融资产的持有行为看，我国居民持有现金的行为取决于收入、利率、金融资产多元化程度、对未来的预期等因素。1988年，人民银行调高银行存贷款利率，并对3年期以上定期储蓄存款实行保值。结果，极大地调动了群众储蓄的积极性，加快了现金的回笼。开展保值储蓄服务以后的4个月中，城乡储蓄的增长比前8个月高出15.89个百分点(景学成、沈炳熙等：《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P69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10年以后，国家多次降低利率以刺激居民消费，但居民储蓄存款却大量分流到股票市场上，其根本原因就是股票投资收益率和银行存款收益率的差距被拉大。另外，迅速发展的金融电子化浪潮在方便居民现金存取和交易支付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现金流通。银行超额储备和居民现金持有行为的复杂多变性，决定了我国货币乘数的复杂多变性。我国货币乘数的变化情况具体如图2所示(图表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金融年鉴》各期和中国人民银行网页公布的数据计算而得)。
图2 我国货币乘数的无规则变化
由于体制、制度乃至市场发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发放的控制力也不强。这一点，可以从图3我国基础货币的无规则增长中得到印证。在党的“十四大”以前，“放权让利”的改革使地方、企业和个人独立的经济利益不断凸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但与此同时，我们却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约束机制，整个社会充满了强烈的投资冲动。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贷款规模难以控制，现金投放计划也很难得到严肃地遵守。党的“十四大”以来，财政与银行的关系逐渐理顺、四大专业银行商业化经营取得进展、企业市场约束和风险意识逐步强化……，这种种变化为人民银行通过间接手段控制基础货币的发行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恰恰就是自1994年以来，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渠道发生了重大变化：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投放的影响越来越大。1994年以前，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发行中所占的比重一般都不到10%，但1994年以来，由于出口和国外直接投资的强劲增长，人民银行通过购买外汇投放的基础货币迅速增加，并发展成为我国货币发行的主渠道(1994年，我国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货币占当年基础货币投放量的55.5%，并且此后连续数年，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股市泡沫破灭、恐怖袭击事件导致的世界性经济衰退等因素的作用下，1998～2000年，我国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货币量有所减少。但自2001年起，我国外汇储备又恢复了迅猛增长的势头，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货币量又开始迅速增加)。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当外汇市场供求失衡时，人民银行只能放弃对基础货币发放的完全控制权，通过被动的外汇买卖来维持供求总量的平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加入WTO以后，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将更加密切，跨国资本流动也将更加频繁，这必然会进一步增加央行有效控制基础货币增长的难度。
图3 1985年以来我国基础货币的无规则增长(根据王煜：《中国货币政策趋势》P164和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整理)。
无规则的货币乘数变化和对基础货币的低质量控制相结合，决定了我国货币供应量计划目标的完成情况只能是较差。1994年以来我国货币增长计划的完成情况具体如图4所示。
图4 货币量增长率偏离计划的情况
其实，即使在推行信贷规模管理的1985～1995年，信贷规模管理的具体实施情况也很不理想，根据王煜的统计，在1985～1993年的9年里，信贷实际增长幅度偏离计划增长的程度占计划增长速度的比率（绝对值），有3年超过了60%，有3年在24～40%之间，有两年在15～20%之间，只有1年低于10%(资料来源：王煜：《中国货币政策趋势》P134～135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年)。
不久前，中国人民银行为了完善货币指标统计体系，决定把股票交易保证金计入货币供应量M2。需要指出的是：股票交易保证金属于投机性资金需求性质，它的变动主要受资产相对收益率变动的影响，与实体经济运行和物价变动没有什么相关性。当货币供给M2的变化主要来自居民金融资产持有行为的变化时，其在预测实体经济运行方面的有效性也必然会消失殆尽。
三、可行的对策思路
那么，解决问题的出路何在呢？在笔者看来，“盯住通货膨胀”应当是好的选择。但“盯住通货膨胀”要以央行具有高超的经济运行预测能力和高度的政策独立性、以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乃至产业政策之间密切配合为前提。所以，“盯住通货膨胀”在目前的中国还不具备现实性，它只能是远期目标和努力方向。当前，可行的选择应当是在进一步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强化央行独立性（如自主调节利率等）的同时，淡化对货币量指标的关注，转向综合利用多种金融变量所提供的信息来指导货币政策的操作，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宣称的那样，考虑用利率取代货币供应量充当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今后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应当体现以下要求：
（一）央行责任更加明确，对央行的约束进一步强化
这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赋予央行变更货币政策工具的自主权，不断增强央行的独立性；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强化对央行的外部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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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内在矛盾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