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财政论文是:加入WTO对中国*社会影响的前景分析。

加入WTO是中国政府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而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也是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必然结果。它对中国的影响决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正确地估计这一影响的程度和趋势，是中国政府制订未来社会政策的基础，也是保持政治稳定与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客观需要。

　　一、加入WTO将加速中国社会的变迁与转型

　　2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改革开放一直以经济体制为主线，但改革并非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政府的管理模式、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以及意识形态等等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些转变不仅为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也导致了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全面变迁以及整个社会的全面转型。无论国家、社会组织还是个体社会成员，其行为目标和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个人、组织、群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模式不断进行调整，包括经济资源、文化资源乃至政治资源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不断地重新组合，社会的生活节奏也逐步加快。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加入了WTO，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在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将进一步对外开放，也意味着必然要进行各种资源的进一步重新配置以及经济和社会生活组织方式的进一步调整，其结果必然是带来进一步的社会变迁，加速社会转型。

　　（一）社会结构变动将进一步加快

　　加入WTO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将更多地由市场进行配置。随着对内、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目前存在的户籍、身份、单位等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壁垒将逐步减弱并最终被消除。这些体制层面上的变化，加上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导致更大范围、更加频繁的以劳动力流动为核心的社会流动，并进而导致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变化。

　　——就业结构变动与职业分化将进一步加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社会结构变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城镇就业比重看，1978年城镇就业人口占全国就业人口的比重为23.7%，2000年上升至29.9%。从三次产业间的关系看，1978年全部就业人口在一、二、三产业中就业的比例分别为70.5%、17.3%、12.2%，2000年则变为50.0%、22.5%、27.3%，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开始超越第一产业。所有制方面的变化更为突出，尤其表现在城镇。2000年在国有、城镇集体经济部门以外就业的人员比重，已经达到全部城镇就业人口的54.9％，大大超过了在国有、城镇集体部门就业的人数。

　　加入WTO意味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因此，产业结构必然要出现重大的调整。逐步解除管制的服务业、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望得到进一步发展，而部分以进口替代为目标发展起来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相对落后的农业则可能有所萎缩。伴随着这种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非公有制的经济组织迅速成长，整个社会的就业结构将发生更为重大的变化。从就业结构看，在城镇、二三产业及非公有制经济部门就业的人口将会进一步大幅度提高。随着国际经济合作的扩展、就业市场化的推进以及新型经济组织的出现，职业类型与职业活动方式也将进一步加速分化。

　　——利益群体与社会阶层将进一步分化

　　改革前，基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国家几乎是唯一的利益主体。不仅个人价值及利益主体的地位被否认，也几乎不存在任何特定而明确的利益群体和组织。改革以来，随着资源配置方式的彻底转变，这种情况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一方面，个人、组织、群体的独立利益意识以及现存利益主体的地位迅速强化，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利益群体，例如因所有制结构调整出现的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等，利益主体逐步多元化、清晰化。另一方面，不同利益主体的实际利益获得程度，特别是经济利益获得程度也出现了全面分化，形成了明显的社会分层。以职业为基础、以资源（包括经济资源、社会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程度为标志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基本形成，取代了过去那种以“身份”为依据的社会分层机制（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已从过去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转变为包括10个社会阶层和5种社会等级。见陆学艺（主编）：《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加入WTO无疑会进一步推进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的分化。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中国要与其他国家一起，按照新的游戏规则进行利益分配和整合，个人、经济组织等也都必须按照新的游戏规则进行利益分配和整合。同时，获得成长的、新的社会组织及职业群体也必然参与到利益分配过程，迫使原有的利益群体和利益分配格局进一步分化和重组。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目前已经形成的社会分层结构、群体构成以及不同阶层的实际资源占有状况也会出现进一步变动。

　　——新型社会组织将迅速成长壮大

　　加入WTO后，由于对外经济活动的迅速拓展、外资的大规模进入以及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将会得到更快的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也会加快。多种经济成分参与竞争的结果，必然带来经济组织与经济活动方式的创新，原来由政府直接承担的一些经济职能将逐步分离出去，各种非政府的市场中介组织和机构则会迅速成长。

　　随着独立于政府的社会资源和新经济组织体系的扩张，利益群体以及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不同经济组织之间、经济组织与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模式将会发生更为深刻的变革。在这一背景下，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特别是协调不同经济组织之间的利益，以及政府和公众关系的社会中间组织也会加快发育和成长，整个社会的组织形态将会发生更大变化，市民社会框架将逐步形成并走向成熟。

　　此外，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以及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长期以来困扰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也将逐步缓解，从而带来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更加全面的变化。

　　（二）将会对人民生活水平及生活方式产生积极影响

　　——人民生活水平及生活质量可望获得进一步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使得人民生活水平获得了大幅度提高。加入WTO以后，通过进一步加入全球经济的分工与合作，中国有望获得经济的更快增长。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预测，加入WTO将使中国的GDP增长率在未来10年间平均每年约提高0.5个百分点以上（参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定量分析与评价”，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研报告《择要》2000年第73期）。经济的发展无疑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并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此外，WTO各成员之间根据有关协议，通过谈判降低了贸易壁垒，导致生产成本普遍下降，并使最终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下降，也会进一步降低居民的生活成本。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要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外资企业也将更大规模地进入中国，与中国企业平等竞争。这将使普通消费者能够在更加低廉价格的基础上，享受到质量更好的商品和服务，使居民的生活质量获得改善。

　　——社会成员生活的自由度会进一步提高

　　在改革前，基于高度的计划体制、严格的政治控制，社会成员在职业选择、地域流动和日常生活等方面几乎是没有什么自由，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几乎是无条件的控制和服从关系。改革以来，这种状况已经发生了彻底转变。随着政治和社会控制方式的转变，以及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非国家控制的经济和社会资源的迅速成长所提供的基础和空间，社会成员在职业选择、地域流动以及个人生活、言论等诸多方面都获得了空前的自由。

　　加入WTO无疑会使社会成员生活的自由度进一步提高。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政府管理方式的调整以及民间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给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创造更大的自由空间和选择机会。基于市场经济的平等理念和进一步开放的背景，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个人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也会进一步强化，改革前那种个人对国家和组织的全面依赖和无条件服从的状况将逐步消失。

　　——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将会进一步多元化

　　自由度的提高无疑会带来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改革开放以来，这一点表现得极为明显。加入WTO后，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组织形态的变革、职业类型及职业活动方式的分化以及更加自由的选择权利和选择机会，必然导致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进一步多元化。更重要的是，加入WTO不仅意味着中国在经济活动中更加开放，与国际社会进一步接轨，而且在文化和社会层面也将更加开放，与国外的思想、文化交流会更加频繁和深入。这也会大大推进社会成员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社会生活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三）社会整合方式和政府管理方式将面临全面调整

　　——契约化将逐步成为社会整合的基本方式

　　在传统计划体制下，社会整合的实施主体是政府，基本方式是以行政力量、行政命令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社会动员。改革以来，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强，行政力量在经济领域的整合作用开始弱化，但在社会生活领域仍然继续发挥着主导作用。

　　加入WTO后，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中将要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经济领域的契约化过程必然会进一步推进。WTO本身是一个国际性的契约组织。在这一组织内的各种经济、贸易活动是通过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谈判、妥协与缔约来完成的。契约化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在这一背景下，非经济领域的契约化也是不可避免的。首先，经济活动的契约化必然会对其他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产生强烈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与社会、政治生活密不可分，经济利益分化形成的不同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其社会态度及政治诉求是不同的，相互之间只有通过谈判和缔约来取得妥协。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整合各个社会成员之间、各种社会组织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关系的基本方式只能是契约。

　　——政府管理方式的调整与法治建设将迅速推进

　　虽然近些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政府机构改革和推进法制建设，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来调整政府的职能与行为，获得了很大程度进展；但是受长期计划体制及其他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目前的法制建设及政府管理方式还难以适应加入WTO后的要求。

　　作为一个契约组织，WTO对其成员国的基本要求是在经贸活动中必须恪守非歧视、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并充分落实贸易制度统一原则、透明度原则和司法审查原则。这对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政府行为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和挑战。加入WTO后，中国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组织与管理方式将更多地与国际惯例接轨，首先要全面改革和完善国内的法律体系。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也不能再是直接的控制，而是应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协调和服务，决策过程也必须进一步科学化和民主化。有关问题可以说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无论是基于加入WTO的要求，还是基于自身改革的需要，未来法制建设及政府职能作用调整将会获得更快进展。

　　总之，加入WTO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将是多方面的，而且是深远的。总体上讲，其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也有利于促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

　　二、加入WTO初期，某些社会问题可能趋于严峻

　　改革开放以来，不仅中国经济获得了迅速增长，也保持了社会生活的基本稳定。但中国毕竟是一个人口众多且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而且体制改革推进过程又非常快，所以近些年来也出现了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有些还比较突出。加入WTO虽然总体上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以及社会现代化，但加入WTO毕竟意味着竞争的加剧以及经济和社会组织方式的进一步重大调整。所以，加入WTO初期某些社会问题可能会趋于严峻。其中最为值得关注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就业问题

　　——失业人员总量有可能增加，且矛盾将集中于城镇

　　基于过大的人口压力和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劳动力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总量不平衡问题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之一。尽管总体来讲加入WTO将对中国GDP的增长做出贡献，并由此带动就业的增加，但是如果仅仅以此来乐观估计加入WTO后的就业形势则有失偏颇。加入WTO后，随着贸易壁垒的迅速下降，中国将进入一个更加开放、竞争更为激烈的经济体系，经济增长方式也会发生巨大变化，技术进步将逐步成为增长的主要力量，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越来越强。所以，加入WTO固然能够对GDP增长产生贡献并带动就业增长，但所贡献的就业机会可能不会很大。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加入WTO初期，城镇大量的隐蔽失业会被迅速挤出，转变为显性失业。因旧体制下积累的问题过多，目前国有、城镇集体企业中，富余人员按保守估计至少在20％以上。加入WTO后，由于竞争的加剧，会迫使企业进一步裁减富余人员。不仅那些受到进口商品竞争压力较大的行业和企业会大量减员，即使具有良好发展潜力的行业和企业，基于竞争的需要，也有可能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来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在加入WTO的初期，挤出人员的数量很可能大于加入WTO所增加的就业机会。

　　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一直非常突出。据保守的估计，也有1.5亿农村劳动力长期处于隐性失业或就业不充分状态，主要集中在农、林、牧、渔4个行业的约3.3亿劳动力中。加入WTO以后，农产品进口的增加将导致国内市场价格下降，农民收入进一步降低，进而导致农业劳动力被大规模挤出。由于农村中那些规模较小、技术和管理水平较低、产品质量相对落后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入世后也将受到冲击，服务于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的第三产业，短期内也很难有很大发展。因此，指望农村中的非农产业来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不现实的。其结果必然是大规模地流向城镇。

　　城乡大量富裕劳动力被挤出，再加上已经结存的总量不低于1000多万的城镇失业和下岗人员和今后若干年内每年都超过1000万的新增劳动力，现有的城镇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无法提供相对充足的就业机会。改革以来，除个别年份的波动外，我国经济一直都保持高增长，但即使如此，仍然出现了90年代后期比较严重的、集中反映在城镇的失业（下岗）问题。根据1997年我们在若干大城市所实施的抽样调查结果，及对1997、1998年相关数据指标的分析结果，1997、1998年，全国城镇将失业、下岗合并计算后的真实失业率估计在13～15％左右（较为详细的分析结果可参见《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1999年中国就业政策选择》，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1999年第2号）。1999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有明显回升，就业状况也有所好转，但估计目前城镇的真实失业率仍可能在10％左右。未来一定时期内，特别是加入WTO后的过渡期内，由于城镇内部现有大量隐性失业的显性化、更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即使在经济高增长的情况下，失业率也极有可能超过15％。所以，中国面临的就业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就业的结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

　　加入WTO初期，由于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近些年来已经非常严峻的、不同领域劳动力供求不平衡的就业结构矛盾将会变得更加突出。

　　在不同产业之间，金融、保险、电信、分销服务以及部分高新技术行业会有较快发展，并会带动就业的明显增长；纺织、服装、建筑、建材、食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也有望增加就业机会。但相当一部分以进口替代为目标发展起来的、长期依赖保护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如汽车、冶金、机械、医药、化工等，则因明显缺乏国际竞争力，势必受到冲击，短期内可能出现大量失业。

　　不同地区之间的就业不平衡问题也将更为严重。经济与技术基础较好、外向度高、区位优势明显的沿海地区及中心城市有望获得较快发展并带动就业增长。老工业城市，以及以中小企业为主，且技术、设备水平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短期内发展会更加困难，就业压力也会更大。

　　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国有企业人员富余问题突出，结构调整压力大，加入WTO后富余人员分流压力相当大。相比之下，非国有经济则会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并将成为新增就业机会的主要领域。

　　此外，从劳动力自身的结构情况看，低素质劳动力大量过剩，而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较高劳动技能的劳动力又相对短缺。

　　突出的就业结构矛盾可能会衍生新的社会问题。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就业压力过大的背景下，失业问题过分集中于特定领域或特定群体；二是大量低素质劳动力可能被劳动力市场彻底排斥，形成长期固定失业；三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而就业机会明显不足，极有可能形成一个庞大的流民群体。所有这些都会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二）居民收入分配问题

　　——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从一个收入差距很小的国家演变为一个收入差距相当大的国家。在改革之初的1980年，根据世界银行估计（转引自赵人伟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3，不仅总体上差距不大，在城市和农村内部甚至还相当均等。至1988年，根据一些学者的抽样调查计算结果，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上升至0.382（参见赵人伟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进入90年代后，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计算结果（参见国家统计局编《统计报告》，1999年第16期），至90年代末，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就已经超过0.45。

　　事实上，0.45的基尼系数，仍可能低估了实际的收入差距水平。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往往被高估，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则通常会被低估。例如农民家庭有相当一部分收入必须用于来年的生产性投入，真正可供消费的收入实际上更低。城市高收入群体的住房等非货币福利收入所占比重仍然较大，且没有被统计到个人收入内。按照国际上通行的看法，基尼系数超过0.4，就属于非常不平等。中国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的行列。

　　加入WTO后，随着竞争的加剧，市场作用的强化，初次分配的差距还可能扩大。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再分配手段调节，则最终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难以避免。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群体特征将更加明显

　　改革以来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一直伴有明显的群体特征，并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从城乡差距来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