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我们公选成本不是一个孤立、简单的问题，而是一个与公选工作诸多重要环节紧密相联，事关公选工作生命力的问题。公选成本看似个经济问题，其实质是一个事关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政治问题。公选成本在公选工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研究公选成本，对于进一步贯彻落实江泽民七一重要讲话，推进公选工作的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以及提高公选工作的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公选成本的功效分析 据调查，一个县(区)、一个部门的一次公选，经费支出动辄就几万，10几万，甚至几十万。这对一些经济不发达，财政不宽裕的地方政府来讲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公选工作投入人员多、精力大、时间长、成本高，致使有些地方对公选工作望而却步或不想多搞，这已成为推广和推进公选工作的一个难点。怎样客观公正的看待公选成本，如何科学合理的分析公选成本，是研究公选成本首先必须搞清楚的一个问题。调研表明，公选成本的投入虽然很高，但实际产出也很高(即效果很好)。这种效果，不仅反映在经济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社会政治方面。
1、纵观中外民主政治演进的历史，任何民主举措的实现都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众所周知，西方当代的民主政治，起源于古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城邦民主制。发展到现在，以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运用比较典型的美国为例，在建国200多年的历史中能基本保持稳定，使社会经济有序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上第一号经济强国，这与其一套发达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有联系。但是，这套民主政治制度是要付出相当大代价的。我们且不说西方文官制度实行的政务类选任制，业务类考任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仅以美国的总统选举为例，据报载，2000年大选就花去30亿美元。政治市场上的竞选和商品市场上的竞争如出一撤，只有让消费者知道自己的产品，才能让消费者购买，这种知道的过程--即广而告之的过程都是要有代价的。
中国古代社会的太古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很低，大家共同劳动，所有成员一律平等，民主精神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部落联盟酋长的产生方式是禅让制，这是我国最初萌芽状态的官吏制度。商夏时期，我国进入奴隶制社会，官吏的选拔由原始民主制演变成了世袭制。封建社会的秦汉时期，实行的是保举制、察举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从隋唐至清末1300多年一直实行的是科举制。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影响和贡献是极其深远的，它给中国古代社会留下的痕迹在今天看来仍有许多积极意义。可以讲，现在我国在干部管理中引入的竞争机制包括公选工作中的有些环节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是科举制度中考试竞争做法的传承和发展。
近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发端于1911年的辛亥革谬。辛亥革命以后，民主共和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但是中国人民也为此付出了十分惨重的代价。民初政治舞台上，党派林立、国会频繁更迭，使人眼花缭乱，国务总理走马灯似地更换。据统计，1912年3月至1928年6月的17年中，内阁更替43次。总统、总理登台亮相几十人，当时的中国老百姓对这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民主政治摇头叹息。这可算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演练，是对中国百姓民主政治的启蒙，也是一种民主的代价。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抗战时期的延安，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1941年陕甘宁边区举行了普遍竞选。为此，我们党注入了大量的精力、物力和财力。这表明民主政治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无产阶级也可以有自己的民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实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实现的途径。但是，这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形式，它的成本投入同样是很高的。仅中央到地方，各级各地每年召开的一次人代会、政协会，开支就是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至于遇到地方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换届的年份，财政支出则更大。
因此，要说省钱、省力、省时，专制政治是最简单、最节省的一种政制。它不需要民主选举、不需要民主管理、不需要民主决策、更不需要民主监督，只有执政者的独裁、专断。但这种政制从政治上看，是腐朽没落的;从经济上看，虽不需要投入，但其用人失当或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害将会是更巨大的，是根本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
公选工作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符合当今时代发展要求的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上扩大民主的一项重要举措，因此它同样需要投入。当然，这种投入所产生的不会直接是经济方面的效益，而主要是社会政治方面的效益。但如果我们从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是最宝贵最重要的资源这个理念上去思考，从关键在人、以人为本这个角度上去分析和实践，选出一批优秀领导人才，选好一个坚强领导班子，这将对一个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重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将是无可估量的。
2、一个优秀领导人才的成长，离不开组织的培养和成本的投入。俗话说，十年树人，百年树木。一个优秀领导人才的成长主要靠内因，也要靠外因，即组织的培养。组织培养就需要投入，如进党校学习、高校深造、出国培训等。通过学习，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素养，提高政策水平，增长业务知识，开阔眼界。这不仅需要组织上提供时间保障，而且要有一定的经费投入。领导干部还要有协调、决断能力，驾驭全局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等，对此需要经受实践锻炼。组织上安排其上挂、下派、轮岗、交流等，让被培养者在实践中锻炼、提高和成长，这也是一种投入。应该讲，对人才培养的投入，是最具有经济和社会综合效益的生产性投入，是收益最大的一种投入。
自从实施公选以后，优秀领导人才可以在本地、本系统、本单位、本部门培养和选拔，也可以实行拿来主义，广罗外地及社会上的优秀人才为我所用。虽然这一过程公选需要高投入，但这种投入与本地、本系统、本单位及本部门自己培养1名优秀领导人才的投入相比，公选仍不失为是一种投入少、产出大、见效快的好方法。我市培养1名市管领导干部的费用要远远高于公选1名干部的费用。6位公选干部，如果由我市选送去海外培训，其经费当在284万元。另外，在去年的公选中，我市在外地落选的优秀人员中又引进了12位处级干部，其中博士3名，硕士5名，大学本科4名，均为60年以后出生。而去年公选，是我市历次公选中费用开支最大的一次，近96万元，录用21个职位，平均每职4.6万元。即便如此，我们从成本核算的角度去分析，公选每个职位的平均投入与自己培养1名领导人才的投入相比，仍是产出远远高于投入的。
3、公选不仅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政治效益。我市本级从1992年开始第一次公选以来，迄今已进行过4次，所辖13个县(区)也都进行了公选的尝试。通过公选，市、县(区)两级已有423名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公选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政治效益。
一是冲击了用人上的陈旧观念，促进了全社会用人上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任何改革，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变革。公开选拔领导干部有力地冲击了用人上的各种保守观念，打破才不外露，静候伯乐的保守心态。在我国传统文化里，人才就是谦谦君子，不能轻易地显山露水，社会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对擅自冒尖的人和事持嘲弄和轻蔑的态度。公开选拔，鼓励自我表现，倡导公开竞争，我市本级4次公选，个人自荐2056人，占报名总数的51.6%。公开选拔坚持公正、平等，除了必要的基本资格条件限制，不讲论资排辈，更不讲迁就照顾，这是用人上正确的价值取向，顺应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呼声。
二是形成了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为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公选作为一种干部选拔方式，敞开进贤之路，引入竞争机制，使一部分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传统的选拔方式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由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现象，而公选从过去的暗箱操作走向阳光操作。公选注重人才的自选性，让人才所在单位部门推荐、发动群众民主推荐、鼓励人才自我推荐，从而给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了机会。公选对所有被推荐的人选一视同仁，通过竞争一决高低，从而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公选给现职干部带来了压力，增强了忧患意识，在干部队伍中形成了一种奋发向上的氛围。
三是产生了积极的导向作用，净化了选人用人的环境。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实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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