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反腐倡廉是:坚持反腐倡廉，永葆党的先进性。

　　目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党的先进性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执政党的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又是党的作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下面我就反腐倡廉问题谈一谈自己的学习体会。

　　一、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

　　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切腐败现象，从根本上来讲，都是私有制的产物，是与“三个代表”的要求背道而驰的。 首先，腐败现象极大阻碍生产力的进步。目前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大量吞噬和耗费生产力发展的成果，极大地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腐败现象严重影响投资环境，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腐败现象严重影响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穷庙富和尚”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腐败现象还直接给国家和集体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与党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使命，以及始终代表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是根本对立的。其次，腐败现象严重影响先进文化的发展。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重要力量。而腐败思想是腐朽没落思想文化的产物，是剥削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生活中的体现。腐败动摇人们的理想信念，扭曲人们的价值观念，给社会带来严重的精神污染。有的腐败行为还往往与犯罪相联系，滋生各种社会丑恶现象，严重阻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影响先进社会文化的发展。如腐败分子表现出来的等级特权意识、家族裙带观念等都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又无不打上了资产阶级腐朽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烙印。这与党所代表的推动社会前进的先进文化是完全相悖的。最后，腐败现象直接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是体现党的先进性的根本落脚点。而腐败是极端个人主义的表现，直接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影响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现在人民群众议论最多、意见最大、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少数党员干部的腐败行为。因为少数党员干部个人利益至上，搞以权谋私，势必造成党群、干群关系紧张，顺其恶性发展，最终只能使党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保持党的先进性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腐败好像人身体内的毒瘤，任毒瘤扩散，生命就难以维持。腐败会葬送党，葬送人民政权，葬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经济搞不上去要垮台，腐败问题不解决也要垮台。邓小平告诫全党：“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江泽民同志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听任腐败现象发展下去，党就会走向自我毁灭。”并反复强调，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要使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在长期执政的情况下不蜕化变质，永葆永葆党的先进性，就必须不断地清除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二、我们党历来把反对腐败作为保持先进性的重要举措，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把为共产主义奋斗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它要求每一个党员必须牢固确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的这一先进特性，决定了党与腐败现象犹如冰炭不能同器，水火不能相容。一部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也是一部反腐倡廉的斗争史。早在1926年，党就发出了坚决清除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夺取政权前夕，毛泽东同志就告诫全党，要警惕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严肃查处了刘青山和张子善贪污案，在全党引到了很好的警戒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进一步加强了领导，加大了工作力度，取得了显著成效。据统计，1978年至2002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27万多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15万多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3万8千多人，维护了党纪国法的严肃性,为国家挽回了大量的经济损失。

　　回顾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败斗争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12月至1989年6月，在不搞群众运动的前提下，通过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和全面整党，探索在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集体清醒地认识到在改革开放尤其是经济体制转换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出现腐败易发多发的严峻形势，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方面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党心民心的重大举措：恢复了中央纪委和地方各级纪委;集中力量处理“文革”及以前的冤假错案，为300多万名干部平反了冤假错案;认真纠正群众反映强烈的“三招”、“三转”、“一住”等不正之风;开展以打击走私、套汇、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等严重经济犯罪为重点的专项斗争;用三年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了全面整顿，通过党员登记和组织处理，开除党员3.3万人，不予登记9万多人，缓期登记14万多人，受留党察看等处分18万多人。第二阶段，从1989年6月至1991年12月，反腐败斗争从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抓起，发挥了稳定人心、稳定大局的重要作用。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邓小平同志做出的政治交代，第一件事就是反腐败。他说：“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信心。因此，我们首先要清理自己的错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受命于危难之际，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惩治腐败摆到了稳定全局的重要位置上。198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重点抓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取消对领导人员某些食品的特供，严格禁止进口小汽车，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严肃查处贪污、受贿犯罪案件等七件事;1989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通告发布后，群众向检察机关举报线索13万多件，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的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分子有3.6万人;1990年4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在全党以整风精神开展党性党风教育，有效克服了党内滋长起来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个人主义的不良倾向和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

　　第三阶段，从1992年初至1997年8月，在总结实践经验和积极探索中，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反腐倡廉的指导思想、工作格局和领导体制。以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我国曾经一度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过热现象，迅猛发展的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客观上给党政机关带来了经商办企业、私设“小金库”、乱集资、乱收费、乱罚款等大量的腐败机会。针对严峻的反腐败形势，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开展。1992年至1994年，中央先后制定并颁布了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两个“五条规定”和一个“补充规定”，就是通常所说的“三十一个不准”;以“三机关一部门”和县处级领导干部为办案重点，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有近万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受到查处，特别是对陈希同、王宝森、胡建学等案件的查处，形成了强大的反腐败声势;清理党政机关无偿占用企业财物，纠正金融系统违章拆借资金，清理预算外资金和“小金库”，治理公路“三乱”和中小学校乱收费等纠风工作初见成效。

　　第四阶段，从1997年9月至2002年10月，反腐败斗争在继续加大治标力度的同时，逐步加大了治本的力度，初步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有效开展反腐倡廉的路子。十五大以后，我们党在反腐败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上又有新的发展，在继续加大治标力度的同时，逐步加大了治本的力度。在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方面，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收受现金、有价证券等问题进行清理和整顿;继续保持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的强劲势头，严肃查处了成克杰、胡长清、李纪周、慕绥新等一批腐败分子以及湛江、厦门特大走私案，产生了很大的震慑作用;在治本抓源头方面，中央颁布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先后作出开展反走私联合行动和专项斗争，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对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建立有形建筑市场，推行村务公开、厂务公开和政务公开等重大决策和举措，近几年又积极推行行政审批制度、财政管理体制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逐步完善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和政府采购四项制度，从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全面人民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提高了综合国力。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年来如果我们不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开展反腐败斗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程度将比现在严重得多，也绝不可能有当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好局面。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反腐倡廉工作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为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创造了有利条件”。事实表明，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成效是认可的，满意度在不断提高，2003年中央纪委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认为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和在一定范围内得到遏制”的比例分别是22.36%和45.78%，两者之和达68.14，比1996年提高了11.9个百分点。在充分肯定我们党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和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够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够完善，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还没有受到严密规范和有效约束。再加上我国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思想残余没有彻底消除，对外开放又使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乘隙而入。在上述多种因素交织存在的情况下，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的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受贿;有的作风败坏，生活糜烂，骄奢淫逸;有的任人惟亲，拉帮结派，贪赃枉法;有的欺压群众，鱼肉百姓，横行乡里;有的甚至与犯罪分子相勾结，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等等。当前随着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深刻变革，消极腐败现象也越来越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规律，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腐败与反腐败斗争形势更为严峻和复杂。一是腐败形式由明显转向隐蔽。随着反腐倡廉力度的逐年加大，为群众深恶痛绝的显性腐败有所收敛。现在一些腐败分子，特别是上了一定级别的腐败分子，自己赤膊上阵的已经很少了，大多数是退居到幕后，让自己的“马仔”出面，或与大款联手，或由配偶、子女或亲戚朋友出面经商办企业，自己幕后操纵，搞“曲线敛财”。过去那种“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交易方式，已经被“播春风，收夏雨”的方式取代;过去那种凭条子办事，见签字认帐的方式，已经被“口头招呼，心领神会”所取代。有的领导干部在工程承包、土地批租、业务介绍、产品推销、政策优惠等方面予以照顾或向有关部门疏通，从中接受回报。有的利用自己职务提升、工作调动、乔迁新居和子女入学深造、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借机敛财。二是腐败内容由传统变为时尚。腐朽的东西往往伴随着新生事物而滋生。如在日益繁荣的“假日经济”中也出现了公款消费现象。少数领导干部携配偶、子女和亲朋好友到名胜古迹、繁华都市尽情吃、住、行、玩、购，用公款搞起了“假日腐败”。另外送礼送“卡”也成为流行的送礼方式。给领导干部和实权人物送礼已不再是传统的烟、酒、土特产之类大包小包